首页

当前位置:凤凰彩票网-凤凰彩票平台【彩票预测最准】 > 首页 > 军阀和布尔什维克,蒋介石传

军阀和布尔什维克,蒋介石传

来源:http://www.mummyrent.com 作者:凤凰彩票网-凤凰彩票平台【彩票预测最准】 时间:2019-12-07 08:32

  1926—1927年
  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领地数量继续增加,几乎扩展到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大小军阀的数量急剧发展至数以百计。各个军阀的外貌与个性差异很大,但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均统率着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并有着自己的地盘。较大的军阀分成三个同盟或派系,他们通过阴谋手段,有时通过武力以获得更多的地盘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实际上并未管辖任何土地,但它却拥有着即使是最大的军阀也不具有的资格:按照1912年共和国临时宪法规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由这两项属性所产生的功能:有权向国内和国外借债。因此对军阀来说,如果能支配总统和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其背景是出于对1911-1912年革命失败和由此产生的后果的愤怒: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另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外国列强继续在中国享受各种特权的愤慨。当时世界列强继续瓜分中国,使中国连番受到羞辱,甚至演变成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过去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第三个原因是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获得掌握国家命运的权利,中国必须经历一次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此外没有更多的选择。新的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和目标比过去的更大激进、它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仍由孙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成,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又对其作了较明确的反帝和集体主义的解释。革命运动的一致目标是消灭军阀,建立强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的各种特权。
  新的革命运动在其成分和组织形式上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运动包括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新运动则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废弃的房(此处有误,中共“一大”召开会址当时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住宅。-译注)屋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参加会议的有六个来自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数非常少,只有几百人,但已开始称自己为“具有战斗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①,并且设有在临时中央领导下正规的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机构和支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及其领导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报告,并接受来自该组织的指示。参与这一运动的另一个更大的政党国民党,也向莫斯科方面倾斜,并向苏联请教有关政治和组织问题。在1923年秋天,具有丰富国外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米海尔·鲍罗廷抵达广州,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为国民党修改了纲领并对该党进行了改组。因此,从1924年起,这场运动便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组成,每个党都有其下属或联合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许共产党去影响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改造该党;弊是她也使国民党知道了谁是共产党以及他们在做什么。这种作法是当时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
  孙中山和过去一样,作为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如果没有认识到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的话,那这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变革。旧的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过分依赖反复无常的军人,除了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军阀以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打败军阀。在鲍罗廷的鼓励下,孙中山转而请求苏联给予帮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尔将军抵达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他在中国化名加伦,跟随他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军官。同月,首批苏联武器装备用快艇从黑海的敖得萨港运达广州。
  在加伦一行到达前的五个月,一所军事院校已在广州南部珠江上的黄埔开办。似乎是命中注走的,孙中山任命了蒋介石为该校的校长。蒋介石是一个坚决支持孙反对袁世凯并受过日本军校训练的军官。为了加强军事纪律和礼仪细节,蒋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工作,到该年年底共培训了两期军官,每期五百人。在这个阶段,中国革命运动内部分裂成几派: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致力于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左派主张社会改革,但不赞成革命;中间派是爱国者;右派是社会保守者。对这几派,当时蒋没有表现出政治倾向。他与加伦一起友好工作,并在1925年准备送他的儿子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
  1925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参加军阀召集的一个所谓的“国家重建会议”。当时北京控制在军阀手中。在那里孙死于肝癌,享年五十九岁。从2月到5月,蒋介石赢得了战胜以广州附近为基地的军阀的一系列胜利。到这一时期末,即在上一章提及的上海五卅事件,加速了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壮大。进入1925年时,共产党只有一干多人,到该年底已拥有大约一万名党员,她的青年团也有大约一方多名团员。而在6月,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8月,极力主张同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的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这给革命运动制造了严重紧张的局势,也对未来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把蒋介石卷入了政治。蒋介石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起谋杀案。这个委员会没有发现是什么组织或个人对廖下了毒手,但却发现国民竞右派正在密谋,企图除掉所有赞成听从苏联意见的和支持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资深的国民党元老,这导致了广州的政治天平强烈地倾向于左派。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支配了会议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执委会。已知的或受到怀疑的右翼阴谋家被驱逐出广州,或进入北方的军阀地盘,或用带有诗意的说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蒋对此事未表示公开反对,在整个1925-1926年冬天,他仍与鲍罗廷和加伦密切合作。
  邓小平在莫斯科度过了十一个月。开始他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所大学是1921年创办的,目的是培养来自苏联境内外的亚洲工人,让他们了解革命理论和方法。它存在了几乎二十年,为乌兹别克、哈萨克、蒙古和朝鲜培养了一支稳定的力量。这支力量操纵着苏联和蒙古的党和政府的机构,推动了各地革命的发展。在20年代,数百名中国共产党员包括曾在党内升至很高职位的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曾在该校学习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完全控制下,它只对共产党员开放,所以很少引起国际注意,也未引起苏维埃政治的紧张。
  几周之后,邓小平转到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于1925年秋季创办的②,后来却成为中国内部争论的一个焦点,以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五年后,斯大林认为这所大学带来的麻烦多于它存在的价值,于是决定把它关闭。
  按理说,这所大学由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管理,一名国民党高级人员还担任过该校的董事。它的经费来源至今仍是个谜,一种传说是苏联党仿效法国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赔款基金;另一种传说是,国民党劝说一些中国富商,定期汇款到该校。不管钱来自何方,反正这所大学经费充足,所有的学生都发津贴,而且吃、住、穿均是免费的。
  这所大学拥有一大批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卡尔·罗德是位波兰人,1917年曾担当过列宁与德国帝国政府间的调解人。他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且有大学者的美誉,他生活不修边幅,嘴里总爱叼着烟袋锅。他喜欢演讲,常常一次就能讲两小时以上。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讲的主题却是中国革命运动。他的许多听众一定都对他的推理才能感到惊讶。
  不过,罗德深受学生爱戴。二十五岁的副校长米夫,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并不受学生欢迎。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一名成员,他认为苏联境外的共产党的首要职责是保卫苏维埃国家,共产国际的根本职能就是保证这一目标的实施。在这所大学里,米夫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能接受这些观点的年轻的中国人。按照他的选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聪明伶俐、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学生,他在其他学生身上花费的时间很少,所以学生们自然对他表示反感。1927年,中国统一战线瓦解和斯大林废黜托洛斯基的运动开始后,米夫对多位共产党员学生进行了无情迫害,因为这些学生认为托洛斯基有关中国的政治见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确。
  米夫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在中国称为“回国留学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或不客气地称为“斯大林的中国小组”。自1931年至1935年,他们的领导人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现在称之为错误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和军事战略。1945年,毛泽东在有关党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否定了这次路线。这个决议是一个尖锐批评的杰作,它坚决要求错误路线的支持者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个决议并未说这个路线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路线是来自莫斯科的,因而其追随者才不得不服从这一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这段时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毛却成为处处维护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人。因此,他对维护斯大林在中国的名誉的程度远远高于米夫的弟子们。
  这个秘密小组的最重要的成员是陈绍禹(他革命时的笔名为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多才多艺。王明能写善辩。关于博古,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1937年是这样(埃德加·斯诺是美国旅行家和作家,1936年夏天他在共产党根据地陕北采访了四个月。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的著作,这是一部既可作为奇遇记又可作为生动报告的经典之作。他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传闻或民族主义的宣传。毛泽东、周恩来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向斯诺谈过他们的早期生活。——原注)描写的,“他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画则可将他勾画为单薄、体弱、劳累过度、半病态,并戴着深度眼镜,他厚厚的乱蓬蓬的头发,给人一种似乎头重脚轻的感觉”③。但他非常勇敢(在30年代初,他冒着遭逮捕和处死刑的危险,在上海干得比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时间都要长)。他很快就承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都需要什么,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岁,对世界的了解相当多。他的父亲是商人兼学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学者。他在加里福尼亚度过了两年,上过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旧金山的中国华侨杂志社工作过,他英语讲得很好。没有笔名的王稼祥则是另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胃病的折磨,1933年当邓小平政治上失宠时,他曾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帮助过他。
  据研究邓小平的人介绍,邓并不认识这些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这或许不太属实。他一定知道副校长已网罗了一群亲信,至少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或见到过他们。王明和博古在另一班,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讲俄语。以邓坚定的爱国精神和很有主见来看,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国人说什么都唯命是从的人有太多的来往。
  邓刚到中山大学时,该校的人数大约有二三百人之多,到1926年底又增加了一倍,约一半的学生是共产主义者,或是党员,或是团员,或具有两种身份。这些人当中,只有十几个人来自西欧,其余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华北和华东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其他学生为国民党员,有极少数几个同国民党领导人有关系。邓有两个这样的同学,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5年仅十七岁),另一个是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弗能。1927年中国的统一战线瓦解后,学生的构成就改变了。国民党学生销声匿迹了,一些人要求返回中国;一些人则被强制返回;少数人被逮捕,经审判被判刑做苦力。蒋经国被强迫留下,他被送到西伯利亚金矿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一直留在苏联,直到1937年国共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后才允许离开苏联。这些国民党学生离开后改由共产党员顶替。这些党员学生中有一些年纪较大(邓小平在重庆所念的预备学校的奠基人吴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是党的干部;有些是工厂的工人。为了这些工人,大学的教学都不得不简化。
  但邓当时的课业负担是很重的,共有七门课,分别是外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科学。在所有的外语中,俄语是必修课,英语、法语和德语被列为选修课。历史课的内容是社会形态发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运动史。哲学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主修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主义这门课是由一系列演讲稿为基础构成的,这些演讲是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不久于1924年4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这些演讲被编成《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出版)。军事科学包括了实践的成分:射击和基本战术的训练。现在不清楚邓对这些课程有什么反应,但作为一个把书本知识和马列主义作为智慧来源的人,邓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这可从他在1992年春的谈话中看出: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④
  当邓正在读书的时候,中国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并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却被迫交出了一些控制权。
  从1926年3月开始,蒋介石同苏联军事顾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决裂,并压制这三方面。这一危机起因于一艘由共产党军官指挥的炮舰停泊在黄埔靠近蒋的司令部的地方,舰艇升火待发,意向不明*。蒋怀疑这是一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阴谋,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译注次阴谋,便在广东发布了戒严令,派遣效忠他的军队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查扣了这艘炮舰,还扣留了3O多名苏联军人。
  蒋在掌握实权后接着要求三个他特别不喜欢的苏联顾问离开广东,要求共产党的政工人员从第一军撤走。要求从今以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活动公开化。或许是为了表现他政治上的公正,他同时要求几个国民党右派政治家也离开广东。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已离开广东而正在北方的加伦和鲍罗廷,只是坚持莫斯科的教条,害怕会破坏统一战线。
  蒋也得到了加伦和鲍罗廷的同意,一旦军事准备就绪,军队将立即挥师北上,这是国民革命的另一个胜利。1927年初,斯大林和托洛斯基都希望把军队留在南方,因为苏联已断定,苏联需要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就需要国民党不能采取行动威慑日本。在广东的共产党,从领导到普通士兵,都坚决要求尽早采取军事行动,但在上海的党中央却站在苏联一边,认为采取行动可能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上海方面后来受到党内的批评,因为它完全附和苏联的立场。
  北伐战争开始于1926年6月,在湖北发生了激战,经过四十天的围攻,武昌被攻克,江西的省会南昌经三次夺城战斗被占领。一些部队包括几支最强的部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随着军队向前推进,群众运动紧跟着发展起来,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不得人心的地主,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土豪劣绅’,以及外国人⑤。1927年1月,长江边的城市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被收回。在湖南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活动,导致一些传教机构撤离,大多数教会学校关闭。
  到1926年底,北伐军夺取了军阀控制的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它所取得的成功令世界震惊,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力量对比,看起来就好像是革命的第二次风暴,孙中山的革命获得了全面的成功。身为总司令和得到国际上认可的国家象征的蒋介石本人,其政治地位要比他离开广东之前坚实得多。他明确表示反对城市或农村的社会革命,也不希望过多伤害外国人及外国入的利益。共产党对此种发展看得很清楚,1927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作了这样的分析:
  国民党右派变得日益强大……在国民党中当前有一股非常强的反苏俄、反共产党、反工农运动的倾向。
  这种右的倾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其他人所持的信条:这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党,所有的阶级应合作,阶级斗争应禁止,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个原因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国家革命很快就会获得成功,不久就会发生阶级革命,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是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潮流……⑥。
  促成邓小平回国的是军阀冯玉祥。
  比起大多数其他军阀来,冯更受到民众的爱戴,他作为一名基督将军而被载入史册。他既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传统主义者。他认为以身作则,关心普通人民的幸福是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作为一名军人,他衣看十分简朴,不像绝大多数军阀那样耀武扬威、锦衣玉食。他平易近人与下属官兵们打成一片。他对部下提倡以德服人,而不是滥用刑罚。他鼓励他的部队在行军时唱歌并把基督圣歌作为进行曲在部队中教唱。这部分是因为他性格的古怪,但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入,渴望把他的国家建设好。所以除了他的军队之外,一般老百姓也很爱戴他。
  1924年,趁北方其他的主要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正在混战之际,以中国西北为基地的冯玉祥占领了北京。随后他向苏联寻求帮助,以支撑他反对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地位。当时鲍罗廷从广东来到北方,把冯玉祥作为苏联和南方国民党潜在的联盟,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根据鲍罗廷的建议,俄国决定向冯提供武器装备、经费和军事指挥员,同时也为他派出了他不愿接受的政治顾问,并为他的军官提供了去苏联军事学院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决定从上海和北京选送一批年轻人包括一些已在苏联受过军事培训的人到他的部队工作。
  尽管得到援助,但在1926年初,冯的军队仍败在了“东北王”张作霖的手下。冯以一个战败的中国将军通常采用的姿态,宣布辞去司令的职务。他制定了出访莫斯科的计划。俄国人可能不希望他这时前去访问,但他决意要去。因为他算准了俄国人不可能拒绝接待一个曾接受过他们的援助且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此时北伐战争正要开始。他从容不迫地上路,先前往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那里他和鲍罗廷会晤了几次。如果鲍罗廷不能在冯到达莫斯科之前弄清冯的真实意图,那么他在莫斯科的有利地位将受到损害。经过一个月的中途停留之后,冯在5月初到达莫斯科。
  冯在莫斯科停留了整整三个月。他几乎每日都会见苏联领导人〔虽然不包括斯大林),访问了中山大学,向学生作了演讲(很可能包括邓小平在内),讲话中充满了革命豪情,受到学生们的热情欢迎。他机敏地打着他的牌。他知道俄国人急于要他返回中回,他利用俄国人的焦急心情,向苏联争取到了相当有利的援助条件,包括提供给他大笔经费和大量的军事设备,并为他的军官进行培训。他感到满意后,遂起草了一份公开正式支持国民革命的声明。并且很快实现了诺言。9月17日,当他再次越过蒙古找到他的部队时,他又重新正式担任司令。在黄河北部沙漠城镇五原,他领导他的军官拟定了支持国民革命的“民众誓言”。
  陪同冯返回的还有几名苏联军事顾问和几名共产党员。根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冯曾请求共产国际“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⑦。很有可能是共产国际说服他接受了他们,并说明在他的军队中应该有共产党人,以象征他接受革命统一战线。不管这件事是如何决定的,他还是允许共产国际向他的部队派遣了一批新的共产党活跃分子。
  中国小组的领导人是刘伯坚,他曾经担任过旅法共青团的书记,在莫斯科也受过苏联军事和政治的训练。1927年春,他出任冯的部队政治处副处长。当时冯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并在该城成立了一所新的政治军事学院。
  邓小平随后回国。按照他的传记所述,或许他是被共产国际选派去的,或许是刘伯坚请他去的,或许是他志愿去那儿的(尽管在他的传记中未记述他在莫斯科曾见过冯)。他的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不舒适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五百多英里。邓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
  注释:
  ①斯宾塞:《现代中国研究》第323页。
  ②《邓小平传略》第5页。
  ③海伦·斯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第22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页。
  ⑥《剑桥史》第12卷,第607页。
  ⑦《邓小平传略》第5页。

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在莫斯科时,蒋介石读到一份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文件,立即说到:“我太绝望了!看看它都说了些什么?这么忽视一个友好的党,它怎么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
  蒋介石写道:“……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
  许崇智战败后,率其余部逃到福建。1922年10月13日,他占领了福州,孙中山立即给予嘉奖,并任命他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
  由于其他部队的配合,这支忠诚的军队于11月15日进抵广州,陈炯明不得不躲藏起来。几个星期后,形势变得明朗化了。1923年1月21日,孙中山返回广州,又恢复了他的军政府。
  反复无常的蒋介石总是要有命令或召唤才回到孙的身边。
  在重新收复广东前,他又借故跑到上海。于是,孙中山又给他写了封信,此信是所有信中最严厉的一封,对蒋进行了批评和劝告。
  蒋介石回到广州,孙中山刚恢复军政府,蒋介石又请假去上海医治眼病。那时,他的确患了眼疾,尽管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病。
  上海这个港口城市,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一直吸引着蒋介石,蒋介石参加革命的引导人陈其美,曾带他去过黑势力“青帮”的地盘,那条街到处都是妓院。
  在那里,蒋介石遇到一个妓女陈洁如,被她迷住了。蒋介石不久便与陈洁如结了婚,并居住在一起,直到后来蒋与宋美龄结婚,蒋与陈的这段浪漫婚姻才告结束。
  在北伐期间,陈洁如在蒋的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扮演了日后宋美龄在蒋的生涯中扮演的角色。陈洁如容貌娇艳,且知书达礼,蒋的朋友和部下都十分尊重她。
  “青帮”成了蒋的保护人。
  1927年秋,臭名昭著的“青帮”头子杜月笙资助陈洁如去美国。陈洁如在美安顿下来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西海岸,在旧金山附近买了一幢房子居住下来。
  1967年她写完她的自传,交给纽约的一个出版商出版,但是台湾当局不惜巨款买下了该书的版权,使其出版计划夭折。
  陈洁如得到这笔钱后,十分富有,她移居香港,直到1971年去世。她的骨灰运回了加利福尼亚,并埋葬在那里。
  那时,蒋除了眼疾外,其他一些事情也将他留在了上海,直到4月20日,他才返回广州。然后,他立即投入了与那里的叛军的战斗,这段时期,局势一片混乱,进攻与反击、忠诚与背叛、好运与恶运、敌对与竞争,错综复杂,变幻莫测。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孙中山的权力越来越不稳定了。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决定联合新的盟友——莫斯科新政权领导人,以改变他的运气。
  1918年7月4日,苏维埃政权刚成立不久,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宣布,苏俄单方面废除历代沙皇与中国及以中国为代价而与日本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议和不平等条约。除了1919年7月25日的宣告外,苏俄又于1920年9月27日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并正式通知了北京政府。
  这一系列友好的声明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欢迎。最初,苏俄并不重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只把它看作南方的一个小集团。苏俄频频向北洋政府提出各种建议,但是在西方列强和日本控制下的各届北洋政府均加以拒绝,于是,苏联人决定发展与国民党的关系。与此同时,孙中山意识到他的权力基础很不牢固,指望西方列强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响应苏联人的建议。
  苏联的利益并不一定都要由苏联人来代表。1919年列宁建立共产国际,以把革命推向世界各个角落。
  第一个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是斯内弗利特,化名为马林,他以旅游者的身份于1921年春来到中国,并前往广西会见了孙中山,这次见面,孙中山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马林认识到国民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
  1922年1月,广州和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马林发现国民党很好地组织了这次新型的中国工人运动。
  回到莫斯科后,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以期从内部控制它。这一建议与十月革命后派往中国的另一个苏联代表的报告内容完全相反,该报告赞成与北方军阀发展关系。
  1922年8月,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再次举行会谈。马林建议孙中山吸收共产党的群众宣传和群众组织等经验;而蒋介石则总是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看来,孙中山采纳了马林的全部建议。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如何呢?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不懂俄语,也没有人在苏联接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正是马林和共产国际的另一代表魏金斯基,把各地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召集到一起,于1921年7月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标志着共产党的成立。
  马林和魏金斯基都出席了会议。12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毛泽东。
  但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真正缔造者陈独秀和李大钊未出席,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位总书记,但不久他就脱离了中共。
  后来李大钊被北京军阀杀害。12个代表中至少有6个脱离了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马林仕途受阻。
  最初,中共弱小并力量单薄,基本为共产国际所控制。
  1922年8月,马林在与孙中山第二次会晤后,正式建议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尽管中共党内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但这一建议还是执行了。孙中山表示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
  “媒”已作成,就差举行婚礼正式结婚了。莫斯科派了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原驻柏林大使越飞来完成这一使命。
  1922年8月,越飞来到中国,在与北京政府建立关系的努力又一次受挫后,他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会谈。
  1923年1月26日,双方发表了《孙越公报》,双方表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公报再一次宣布苏联放弃在中国的任何特权,但仍保留中东铁路——这条铁路是俄国人1917年得到的。
  孙中山和越飞之间达成一个默契,那就是苏联共产党将按照共产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1923年10月6日,苏联政治局委派能干的鲍罗廷来进行这项工作。正象这一时期的许多俄国革命者一样,鲍罗廷用了假身份,他是个犹太人,出生于立陶宛。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完成了改组任务,从此,国民党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半年开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另外,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常务委员会,由五至九人组成,这相当于标准的共产党政治局。
  这一系列措施使共产党获益匪浅,尽管它的人数仍然很少,但它开始在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内部发挥作用了。
  上述这一切,正是蒋在下一个阶段的活动的历史背景。
  孙中山已决定联俄联共,他计划派他的部下去苏联考察并向他汇报,他选中了蒋介石。
  1923年8月5日,蒋在上海与马林商谈了出访安排。9月2日,蒋由三个助手陪同,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首都莫斯科。11月29日他们离开了苏联,并于12月15日回到上海。
  蒋介石一行是前去考察苏联革命成功后的党的体制以及政治和军事组织状况。
  有关蒋的传记里说,蒋对他在苏联亲眼目睹的苏联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满。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解释了其原因。在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里,蒋介石表示了对革命的信心,他认为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中国革命运动,将在两三年内取得成功。他宣称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建议共产国际多派些人去考察。
  在莫斯科时,他读到一份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文件,立即说到:“我大绝望了!看看它都说了些什么?这么忽视一个友好的党,它怎么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
  蒋介石一行参观了彼得格勒的海军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军事学校,并在克伦斯塔参观了海军基地。没有人谈论两年前在这儿发生的一次叛变。但从当地人和海军人员的态度来看,这一事件已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们会晤了一些部长及一些地方官员并参加了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代表大会。蒋写道:
  “我很快就察觉出苏联社会各部门及苏联共产党内存在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激烈斗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呆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不会发现这些。”
  国民党的一些较为婉转的有关苏联的参考资料也未改变蒋介石对苏联体制的看法。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蒋失望和不满。蒋试图与苏联解决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尤其是外蒙古问题。在头一年元月份的《孙越公报》中,苏联代表明确表示,苏联“无意继续奉行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帝国主义政策,也无意使它脱离中国”。
  但是,只要蒋介石一提起这个问题,苏联人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态度强硬,毫不妥协。事实上,正是在苏俄当局的策划下,于1919年7月6日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会放弃对它的控制。
  蒋介石希望列宁能会见他,但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此时已处于昏迷状态,蒋介石与契切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等人见了面,尤其是与托洛茨基进行了几次长谈。
  使蒋介石吃惊的是,许多苏联领导人都十分敬重孙中山,而且最真诚与国民党合作的多是犹太人。
  托洛茨基引用列宁的话说,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苏联将给予全力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他请蒋转告孙中山:“苏联将支持他的民族革命,将给予积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苏联不会直接出兵。”
  列宁的病情日益恶化,蒋注意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派和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内派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已日趋显著(蒋介石当时似乎没见过斯大林)。
  使蒋介石担忧的是,中苏合作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的,蒋认为,一旦苏联政权得以巩固,它就会恢复沙皇时代的帝国野心。
  蒋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这些都写了出来。1924年3月14日,他从奉化给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苏联共产党不值得信赖,并且他在苏联遇到的党员,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他继续写到: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蒋介石的这封信在国民党常务委员中进行了传阅。但是,他的信和报告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下,丝毫没有产生作用。
  当蒋介石不在广州时,鲍罗廷正好到来,在廖仲恺的建议下,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
  孙中山看来完全被鲍罗廷的个人风度和性格迷住了。
  鲍罗廷是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和革命冒险家。他幼年时被送往美国,在那儿接受教育。后来他在芝加哥开办了一所商业学校,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鲍罗廷是他的化名,共产国际先后派他去过墨西哥、苏格兰(在这里被驱逐过)和土耳其。
  鲍罗廷来到广州时,还带了一封苏联的信函,宣布放弃沙皇时期侵占的中国领土。
  鲍罗廷很快赢得国民党领导人的信任,这不仅是由于他的个人风度、他的真诚,而且是由于他的个人信念及对三民主义的完全支持。
  蒋介石12月中旬才返回广州。他回到中国后,先回了溪口。孙中山再次对蒋的目无纪律感到不满。1923年12月24日他发了封电报给蒋,说他此行苏联责任重大,应速回广东报告旅苏情况,详细制定中苏合作计划。他还写到,我们尊重你关于政治形势的意见和你的建议,我们想与你商讨此事。
  蒋介石不甚情愿地中断了他的个人安排,回到了广州。他向孙中山解释说,在他去苏联之前,他十分相信俄共是真诚的,是愿意帮助国民党的。但是,苏联之行使他失望了。从短期利益来看,“联俄容共”可能会形成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力量;但是从长远来看: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比老的殖民者对中国的独立具有更大的威胁。
  同以往一样,孙中山又一次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他认为,目前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国共合作,对待共产党的唯一办法是,将他们置于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这样,就能进行北伐,而一旦北伐胜利,就能实现三民主义。
  蒋介石徒劳的努力使国民党领导人开始有所戒心,回答他的是一连串的反问:难道苏联没有承认国民党是唯一能领导民族革命的党吗?难道不是苏联敦促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其领导吗?越飞不是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吗?
  根据国民党的官方档案,孙中山的最初政策是“联俄容共”,但是中共按照自己的做法,将其理解为“联俄联共”。
  蒋回到广州后不几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忧心忡忡的蒋介石参加了大会,他发现国民党党员已经开始受新加入的共产党员的影响。
  这些中共党员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与苏联的特殊关系,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言说:
  “我们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加入国民党。也许有人说我们是双重党籍,但是不能说国民党是党中有党……我们加入国民党并同时保留中共党员的资格,这是公开的值得赞扬的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行动。”
  蒋回忆说,李大钊的讲话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国民党的所有疑虑都消失了,国民党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然而,中共党员通过秘密组织,迅速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
  大会正式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的章程,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八名共产党员被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月24日,大会即将闭幕时,蒋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主席,筹划在距广州14英里处的黄埔岛开办学校,并被提名为军校校长。蒋对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表示怀疑,再次提出辞职,并将筹备工作留给廖仲恺,自己回溪口老家去了。孙中山又一次发信和拍电报催他,提醒他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直到4月份,蒋才听从催劝,返回广州。
  孙中山认为军校是国家统一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迫切需要一支训练优良的队伍去扫除军阀势力。
  苏联答应提供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军校。在莫斯科时,蒋介石就与苏联红军高级将领讨论过有关的细节问题,在他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途中,他还会见了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加伦将军。
  蒋介石最后同意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他提出由加伦将军作他的参谋长。苏联方面同意了这个要求,这样加伦来到了中国。
  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他的副手是留法的年轻有为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蒋对加伦十分敬重。“在我看来”,蒋写道:“他是个杰出的苏联将军,也是个很有理智的人和很好的朋友。最不同寻常的是他身上丝毫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迹象。”
  在后来的日子里,蒋又多次要求斯大林再派加伦来华,这些请求多数未被答复。1939年,斯大林告诉国民党驻苏大使,加伦由于迷恋一个日本女间谍而不忠于国家,已被处决。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宣布黄埔军校正式创建,这表明中苏之间、国共之间的军事政治合作已经开始。   

  1927-1931年
  邓小平回到了内战纷纭的祖国。这以后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在有生命危险之中度过的,其中相对安全的一段时间是他刚回国之后,在西安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作政治工作的四个月。
  在西安,邓小平身兼三职,两个职务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他担任了中山军事政治学院的政治处处长。该学院是由刘伯坚(后来成为邓的领导)创建的一所培训学校。刘伯坚*是该校政治教员及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书(应为邓小平。——译注)记。邓小平的公开工作有两项:一是向军官们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然着重宣传的是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另外一项工作是发现和交结进步学员,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他的秘密任务是主持共产党一个地下组织的日常工作。这个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至少有几十名军校学生入了党,邓的工作之一想必是把他们分派到冯玉祥的各基层部队中去,经他输送出去的军官中,一些人1928年在西安附近的农村领导了起义,其余一些人则成了红军小股部队的领导人。这些红军部队建立的根据地后来接纳了1935年和1936年长征结束后的红军主力部队。
  邓小平在西安的时候,国民革命运动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分裂成两派。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军队中大多数军官都来自地主家庭,因此坚定地反对农村的社会革命。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和相当一大批国民党政治家反对抵制外国势力的活动,认为这些活动会妨碍国际社会及早承认新生的国民政府。如果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他们像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在l926年初那样,想极力避免冒犯各国列强,尤其害怕冒犯日本。
  分裂是蒋介石蓄意挑起的。1927年3月,蒋开始采取分裂行动,整个春天和夏天,他在其所控制的省份(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除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以外的所有长江以南的省份)展开了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清洗运动,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和左翼国民党组织都受到袭击。3月,在赣南的重镇赣州,一名军事指挥官拘捕了共产党的工会领袖并将他处死,从而揭开了蒋介石分裂活动的序幕。4月份,他开始在上海公开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活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黑帮匪徒,有的伪装成工人,肆意破坏市总工会在港口和产业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在巷战和大搜捕中,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有传闻说,铁路工人波活活地推进燃烧着的火车锅炉中。这也许并不真实。但毫无疑问的是有很多被捕的工会组织者和普通工人被公开处死,而且一旦群众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议,军队就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很多共产党员牺牲了,其中就有工会的头头王寿华(他是在一个青帮头目家哈完饭出来时被捕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导师赵世炎。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幸免于难。他虽然被捕了,但他运气好,在被送到军部时被一名热心的军官释放了。
  大屠杀在南京、广州以及长江三角洲其它一些小工业城镇蔓延开来,而在国民党左翼或工农武装控制的地风,也随即举行了抗议活动,在武汉,十几个反共工头被掉。在政治上,国民党左派把蒋介石开除出党。蒋介石更在南京另立政府。4月底,左右两派最终正式分裂。
  国民党的分裂使共产党人面临抉择: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还是继续与左翼国民党合作以争取和控制他们。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认为,湖南(毛的家乡)的数百万农民已准备就绪,可以举行革命暴动,因而主张采取激烈的行动。但另一些人,如总书记陈独秀,则倾向于妥协,尽管他们对长远的国共关系也持悲观的看法。而当时的斯大林正在批判托洛斯基,由于托洛斯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不无一致,斯大林便指示左派统(托洛斯基的观点与毛洋东的思想并不一致。——译注)一战线维持现状。鲍罗廷当时认为国民党人即使冒与共产国际闹僵的危险也会抵制农村的社会革命。在5月下旬召开的一次共产国际常委会上,斯大林虽然引用了鲍罗廷的观点,但仍然坚持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周旋”而不应该与之分裂。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继续与左翼国民党直接合作①。这些指示随后下达给了鲍罗廷和陈独秀。
  从那以后,共产党的处境越来越糟了。6月,新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当时最有影响的左翼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了斯大林本人发来的电报,电报指示陈独秀和他的同事发动武装的农民夺取土地,并采取行动阻止反革命军官的“过激行为”。这一举动激怒了支持共产党的关键人物。同月,冯玉祥在北方的一次会议上对汪精卫美言了几句,然后宣布要与蒋介石合作,并告诉一群记者说,他要“根除”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几位本来忠于国民党左翼的拥有实权的将军也开始公开要求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
  7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从武汉政府中撤出,但仍作为国民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从基层”设法影响它的领导层和政策。但已为时太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考虑正式结束国共合作,政治委员会则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命令两党的党员互从对方组织中退出。几天之后,武汉颁布了戒严令,国民党军队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陈独秀在整个夏天一直处于困惑之中。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根本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愿实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因为害怕)。这时,他辞去了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但仍在武汉逗留了一段时间。其他一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或出走江西,因为那里的军事领导人同情共产党,或躲进汉口的外国租界。
  为了躲避冯玉祥将要发动的清共运动,邓小平于6月份离开西安来到武汉,他先到长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报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汉口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中央工作。
  出于工作之便,邓得以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合作的寿终正寝。鲍罗廷带着失职的沮丧于7月7日离开了汉口。他和他的俄国同事们乘坐的火车装满了行李,另外火车上还载有卡车和载重旅行车,这是准备穿越戈壁沙漠时用的。就斯大林的个性来讲,鲍罗廷在中国的失败本应受到谴责和惩罚。然而他当时并未受到排挤,只是被凋任到次要的职位上,并平安地度过了30年代。最后给他带来灾难的不是中国的使命,而是反犹太运动。1949年他和许多犹太血统的党员一起被捕。1951年死在一所监狱里,享年近七十岁。
  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邓改用邓小平这一名字,这一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审讯时使用化名,不至于被查出真实身分。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对王明、博古等回国留学生来说,采用化名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有使用假名的习惯,而其他许多人,像周恩来,他们使用化名都是出于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考虑。而邓小平在选择化名时与众不同,这个名字并不十分隐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后不再必要时,仍一直继续使用。
  8月7日,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政治局,并通过四个文件,但未选出新的总书记。共产国际代表贝索·罗米那兹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谴责了前任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其它三份文件号召全党推翻在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地方和省的苏维埃政府。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起义仍将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从而亲身经历了共产党从惨败转向全新战略的过程。
  共产党人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新的战略的。整个夏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在强迫共产尝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现在他们又要求共产党加快取得革命胜利,而这恰恰是共产党所不可能达到的。在城市,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不是牺牲就是转入地下。在农村,农民的武装斗争在许多积极分子遭屠杀后转入低潮。在军队里,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拥有一些军团,并且在其他武装力量的政治部门有很强的势力,但他们都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执行任务的。另外,陈独秀下台后,一些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掌握了领导权。政治局的代理书记翟秋白是作家,而其他十名委员中无一名军人(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倒是穿过军装,那是1912年在一个湖南军阀的军队当兵,但从没有当过军官)。
  在八七会议召开之前,已经举行过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驻扎的两个兵团发动的。起义者占领了南昌,并建立起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拥有一万五干人的军队。但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这支新建的队伍在向广州以东海岸的长征途中,士兵不断逃跑,还有一名师长率部叛变,致使兵力锐减,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弄到无法整编的地步。起义部队的大部分领导人逃往香港或上海。领导整个起义的周恩来,抵达香港时身患重病,在九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后来的红军总司令末德,留下来继续带领他的部队,最后率领着仅存的六百人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汇合。
  随后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在湖北,拼凑起来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原以为是盟友的国民自卫队解除了武装。毛泽东是湖南农民起义的组织者,他率领着由起义士兵、矿工、农民和士匪组成的四个“团”。他接到的命令是攻占长沙,经过了一番苦战,他手下的两个团之间还发生了内讧。毛泽东认为自己手下的这支军队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于是,毛泽东在远离长沙的一个小镇集合起剩余的兵力,劝说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地势险峻,自古以来土匪出没。当时有两伙土匪占领着井冈山,毛泽东说服了他们的首领与他结成同盟并驻扎下来,在这个中国南方最易守难攻的峭壁密林深处,度过了一个极其艰苦但相对安全的冬天。
  当年的第三次起义12月份在广州爆发,也以惨败告终。起义者计划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当地军队和武装工人占领城市,建立苏维埃市政府(公社),开辟一个长久的红色区域。但经过几天激战,结果共产党组织被彻底摧毁。几位全国著名的领导人牺牲,数以千计的工人遭屠戮,其中许多人手无寸铁。斯大林认为,广州起义还有另一笔损失:国民党军队在街上打死了几名俄国人并袭击了苏朕领事馆。斯大林竭力将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和苏联外交官区别开来,但广州惨案表明国民党的军官并没有对他们加以区别。自此,苏联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孙中山和鲍罗廷曾为之牵线搭桥的城市,划上了一个蘸满鲜血的句号。
  那年秋天,瞿秋白决定将共产党中央迁回上海。仍然担任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于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起去的是李维汉。李与邓早在法国时就已相识,当时李刚被提开到政治局工作。现在,邓小平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阔别七年的上海。
  邓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处里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②。在平常时期,这类工作原本就很繁琐,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下就更繁重了。共产党在当时是非法组织,其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逮捕到嫌疑犯后,会使用一切手段逼供,一个人若是叛变了,会牵连到许多人。在共产党人要积极重建党的影响的产业界,很多劳工组织都属于青帮或其他反共黑社会组织,到处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国租界的警察和国民党的警察一样仇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主动搜捕共产党人,然后再把抓到的嫌疑犯引渡给国民党警察。
  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及其下属部门在上海分布很广。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部门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苏省委机关设在闸北和虹口的工业区内;青年团的部分单位则设在法租界。周恩来当时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工作,他规定,政治局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要有一至二人留外,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袭时不致于全体被捕。政治局会议常常在公共场所比如医院内的安全地点召开。据周恩来的传记记载,邓小平经常前往市中心威海卫路的一家医院开会。1929年8月,大约就是在邓小平离开上每去西南的同一时间,两名政治局委员被出卖后遭到逮捕和杀害。总的来讲,在邓小平做地下工作的两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出色。
  在1928年或1929年年初的某一时间,邓小平结婚了。他的妻子张锡瑗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在江西、福建交界的山区某个小根据地任过职。邓小平是什么时候、怎么为她相识的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是在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时两人相遇的。
  不管邓小平和张锡瑗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结婚的,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悲剧性地结束了。张锡援死于难产。关于她去世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当时邓小平不在上海。有关他在1928年和1929年间活动的记录很少。但作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员,他不可能经常离开上海。因此,合理的结论是,张锡援去世时,邓小平已离开了上海、凋任新的工作了。邓小平对自己的私生活一直保持沉默,他从不对外人谈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传记里甚至没有提及到这次婚姻。
  对共产党人来说,1928年主要的政治事件是召开了第六届党代表大会。由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允许几十名中共代表集中在一起,该次会议选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李维汉留在上海没有参加,邓小平也和他一起留在上海。大会上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出尽风头。布哈林曾与斯大林一起批判托洛斯基的对华政策,但不久就因其“右倾”,和“富农路线”受到攻击。他性情怪异,有时身穿猎装出现在主席台上,甚至手腕上还站着一只猎鹰。在他的主持下,大会通过的决议与2月份共产国际会议的决议口径一致。
  经过整个6月份的争论,大会总结认为,中国革命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全国的形势处于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大会谴责了“机会主义”(即所谓陈独秀执行的路线。陈未到会),但同时也谴责了“盲动主义”(即由瞿秋白下令发动的那种盲目的军事行动)。大会通过了十大纲领,其中的三大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十六年以后,当毛泽东自己(此处有误。毛泽东是在1939年和1940年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做出完整的总结的。——译注)总结出一口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时,肯定了这一纲领的正确性,但应该强调革命的持久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1929年中,邓小平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转变。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派他到广西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一,与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联络。他们虽然都是蒋介石任命的,但正在策划反蒋的军事行动,并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二,接管广西省所有党的工作;三,准备武装起义。这都是极其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尽管绥靖公署主任是秘密党员,省政府主(原文有误。绥靖公署主任不是秘密党员。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是秘密共产党员。——译注)席同情共产党,但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很弱。而且,如果他们采取反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广西只与法属印度支那和广州保持着联系,而广州当时控制在坚定的反共分子手中。广西远离共产党军队所活动的任何地区。难怪当时在上海秘密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支局坚决反对接受他们两位的倡议。
  邓小平先从海路到达海防,然后于9月初经陆路抵达广西首府南宁。随后又有几名党员相继来到广西,包括曾在苏联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云逸。邓小平见到省主席后,立即说服他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警备大队的大队长和教导总队的队长。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等候省主席出征反蒋。后来省主席的确和绥靖公署主任一道出发了。他们刚一启程,两位共产党员便命令南宁警备部队的一个营向西北进驻山区,另一个营镇守南宁通往河内的必经之地。他们还派可靠的人占领了省军械库,军械库里有五干支步枪,一些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几台无线电装置和大量的弹药。这些战利品是当时率领二三千人在江西南部活动的毛泽东做梦都想不到的。
  省主席和公署主任的冒险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军对在广西、广东交界处被击溃,他们两人双双逃亡。邓小平和张云逸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将军械库的全部军火转移到早已在南宁港准备好的轮船上,命令他们的部队撤出南宁。邓小平率领一支部队乘轮船沿邕江及其北边两条支流逆流而上,在平马(现在的田东)等待张云逸率领的第二支部队。两支部队汇合后,接着进军广西省西部一个偏远的集镇百色。在那里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策划起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又把苏维埃运动扩展到了中国一个新的地区。
  为了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他们在12月11日这天,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名义在百色镇中心升起了镰刀斧头交叉的腹帜。在下游的平马,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集会选举出工农苏难埃政府。两个镇均未遇到武装抵抗。邓小平担任了部队的政委和前委书记。然后他又前往龙州地区,组织了第二次起义。(早在前一年的秋天邓小平就派南宁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占领了这一地区)。
  1930年2月初,在临近印度支那边界的龙州,成立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神秘地回到了上海。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可能是通过无线电(经香港中转)收到了上海的指示。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自行决定回去的,党中央不太可能(邓小平赴上海汇报工作,是同李明瑞、许卓商议后决定的,——译注)在两个新建的根据地尚待巩固的时刻把他召回。另一方面,他至少面临着一个政治上的难题:如何安排绥靖公署主任李明瑞。李明瑞在广西东部受挫后逃回了龙州并一直在那儿协助邓小平组织起义。李明瑞当然想在新建的军队中谋得某项职位,邓小平也许是想与中央商量这件事。更富人情味的原因也许是他在为妻子担心。
  邓在上海呆了两个月,4月份才离开。在上海,党中央决定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和红八军两支部队的总指挥,邓小平为政委。这一方面解决了李明瑞的安排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示中央对邓小平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当时总书记向忠发已不负责党中央的工作,而由组织部长李立三执掌。
  邓回到了广西。这里的情况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急转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之前统治广西的军阀,已经回到南宁并迅速调兵进攻红八军。红八军只有大约不到二千人的兵力,战败后被赶出根据地。红七军出师南宁试图缓解红八军的压力,但也受挫被迫撤退到百色城外偏僻的山区里。
  当年的春天和夏天,在几乎没有红军存在的地区,邓小平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协助他实施这项计划的是韦拔群和李明瑞。韦拔群是一名当地的共产党员,几年前就开始带领一伙农民在山区活动。邓小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③。这似乎是很大胆的行动,完全按照当时中央的精神,没收地主的土地。它比毛泽东当时在江西实行的土地政策还要过激,后来邓自己也采纳了毛的政策。也许他意识到,全面的土地改革往往造成土地收成减产,使农民的处境更艰难,而农民正是红军主要的政治支柱和经济支柱。
  1930年6月红七军离开山区,在百色周围重新开始活动。邓小平此时重返红七军并积极抓部队训练。他还着手政治和行政工作,帮助创建了几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夏末,百色根据地已经控制了约二十个县镇,共一百万人口。
  如果党中央允许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百色根据地是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只是边界不断发生一些变化。但和所有其他在前线战斗的共产党须导人一样,他们也沦为所谓“立三路线”的牺牲者。李立三推行的是共产党“一省或几省”首先夺取政权的大胆计划。
  李立三路线最完整的表述是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政治局决议。决议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世界革命会紧随中国革命而爆发。而且蒋介石正忙于与冯玉祥和另一位北方军阀阎锡山作战,共产党在三大根据地和许多小根据地内已拥有了五万名武装力量。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据此李立三天真地认为共产党已拥有足够的实力攻占武汉、广州和其他大城市。攻占大城市成了他主要的军事目标。
  在李立三的宏伟计划中,红七军的任务是占领广西东北部大城市柳州和桂林,进而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以阻止该省的反动势力向北进攻共产党军队),最终占领广州。8月,中央代表邓岗带着李立三的命令来到广西。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小平“认为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又说“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随军行动”。④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时期。从邓小平以后的性格来看,他是不会遵从自认为是错误的指示的。而在广西,除了上海代表,他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1930年9月底,在收编了红八军幸存人员后,红七军离开了根据地。但韦拔群很快就掉头西行,使由三支队伍组成的部队失去一支力量(韦的部队后来被打败,韦被出卖后遭杀害)。另外两支队伍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的带领下连续向东征战。后来表明,这次征战是五年后长征的一次预演。
  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和张云逸尽力按李立三的指示行动。他们率领军队向柳州进军,但当听说白崇禧正率增援部队前往柳州时,决定撤出战斗,后来因为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⑤,才不得不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一行动造成了他们与李立三的代表邓岗的分裂,邓岗便离开了他们。
  现在不太清楚,邓小平和张云逸是何时认定他们唯一可行的进军路线就是到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去寻找毛泽东。据军队中一名老兵记述,那一年秋末冬初,他们的队伍在湖南西部的山区里转战了好几个星期,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⑥。不过,最终还是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最初有一万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到四千人,经过重新整编后,红七军决定到井冈山去。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大多数士兵都穿着单衣草鞋,难以抵御寒冷的袭击,粮食也极度匮乏。1931年2月,红七军幸存下来的两三千人在广东北部山区乐昌渡河时,又遭到敌人袭击。有一大部分人乘船先行到达了对岸,另一小部分人再次渡河时受到炮火攻击,无法过河。红七军因此被分成了两部分,几个月后,部队才重新团聚。邓小平在先行渡河的部队中,他和李明瑞率领这部分队伍进入江西,来到离毛泽东最初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不远的地方。
  邓小平在这时离开了池的部队。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被派至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⑦。然而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却在其创办的刊物上指控他当时叛离了红军队伍。杂志上有篇文章写道,当邓巡察回来的时候,听到营地上的枪声大作,便决定逃往“香港花花世界”⑧。而当时的情形可能是,他必须作出选择,离开那队或是冒着死亡和被捕的危险去参加战斗,邓小平选择了前者,但是他的选择并不是不体面的,因为他不是阵地指挥官,而且的确是受前委命令前往上海。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即当他后来在1931年回到江西后,一个审查委员会调查了此事,结果证明邓小平是清白的。
  邓小平的部队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在井冈山附近征战了几个月后,于1931年被收编进中央红军。
  注释:
  ①《剑桥史》第12卷,第656页。
  ②《邓小平传略》第7页。
  ③问上书,第8页。
  ④同上书,第8页。
  ⑤同上书,第8页。
  ⑥参见袁任远《红色风暴》。
  ⑦《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⑧弗朗兹:《邓小平》第88页。

1926年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一个到今天来看都没有完全清理、梳理得非常清楚的事件。非常典型的事例是蒋介石指责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人,他要劫持蒋介石,是个反革命事件。策划这个事件的是中共,是苏联顾问团,是汪精卫。 中山舰事件大致的脉络是这样。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是个意外事件,令蒋介石一石三鸟。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是个人为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炮制的事件,又是一石三鸟。 只不过,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后了7个月。 国民党被鲍罗廷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他还需要鲍罗廷的力量和影响,更重要的是时间,来消化这些力量。 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廷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廷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 他在等待时机。 时机来了。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炮毕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讲话中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国民党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来了,鲍罗廷恰巧不在。 广州的苏联顾问全部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廷架空。什么叫做整理党务案?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全部清退,尤其是把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全部清除。整理党务案完成,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被迫退出蒋介石掌握的最核心的军队黄埔党军第一军。在第一军内,要么是共产党你就退出,要么是国民党你才能够保留。国民党中央也是这样。 架空鲍罗廷,清除共产党,两个任务完成。 第三个就是汪精卫了。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不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不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 军权全部在蒋介石手中掌握着,汪精卫虽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手里没兵,也没有办法。 4月初,汪精卫便以就医为名,由广州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马赛,躲了起来。 蒋介石当时指责汪精卫与中共串通要把他劫持到海外,所以他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持他,自己就悄悄地跑掉了。自此,再没有人能够阻挡蒋介石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革命斗争中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 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但鲍早没了昔日权势,成了一个摆设。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鲍罗廷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鲍罗廷想借用北伐,用保定系来压制黄埔系。 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鲍罗廷甚至预言只要进行北伐,保定系在中国保定军校毕业的这批人,会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把黄埔系,就是年轻的、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人压制住。保定系压制黄埔系就是压制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结果哪个派系也抑制不住蒋介石。保定系不行,湖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更不行。这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术大师了。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 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沧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思维转换。 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绝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 当年反对鲍罗廷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运动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1个月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加伦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廷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廷。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是通缉令。

本文由凤凰彩票网-凤凰彩票平台【彩票预测最准】发布于首页,转载请注明出处:军阀和布尔什维克,蒋介石传

关键词:

上一篇:毛泽东诗词手迹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