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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人们怎么通信,家书抵万金

来源:http://www.mummyrent.com 作者:凤凰彩票网-凤凰彩票平台【彩票预测最准】 时间:2019-11-14 10:55

“为民除病当为己任,处事求其于心无愧。”我的爷爷马耀武是一位乡镇医生,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缩影。2017年9月20日,他73岁时因病与世长辞。在此之前,父亲马国兴整理了爷爷与他的十年往来家书,并精选其中文字,发表在多家刊物。

家书,顾名思义,就是家信。这个字眼不免增添了深远厚重的味道。有了当兵的经历,我写的、收到的家书就特别多,那是跨越几千里传递的祖孙情、父子情、母子情、夫妻情、情侣情等,怪不得诗圣杜甫都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呢。我的一封封家书里饱蘸着祖父的惦念、祖母的念叨、父亲的嘱托、母亲的叮咛、妻子的牵挂、弟弟的歆羡……每每想起那一封封家书,泪水就在我眼眶里打转,模糊了我的双眼,泪水与感情一起涌进了字里行间。

遥想兵团岁月,和知青生活最密不可分的就要属书信了!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摘自《纵乐的困惑》 卜正民/著 三联书店 style="TEXT-INDENT: 2em">人们的活动使彼此间保持联系成为必要。早在明代以前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就是一个书信的世界。人们通过写信互相问候、做生意、交流新思想和不断变化的观念。书信发挥着今天和学术刊物的作用。当时人们书信来往极为频繁。时代学者和地图专家罗洪先(1504-1564)这样描述他与王畿(1498-1583)间的长期通信往来:“九年书札往覆大段。”明代后期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书信往来的内容和形式。一是名人将他们的书信出版,作为交流新的思想观点的手段,二是商业性邮政服务的出现。 style="TEXT-INDENT: 2em">那些信件究竟是怎样传递的,对此我们现在的人知之甚少。有时是由仆人递送的,但是远距离的人工递送毕竟不是那么实际可行。通常远距离的书信都是委托去那个方向的旅行者捎送,当然最好是亲友,而不是专门派信使去送。也可以花一定的费用把信交给来往的商人、执行公务的衙役、驿卒或是官府信差帮着带送。按规定官府信差和驿卒是不允许携带私人信件的,但正像大运河上的官役传功不可避免地在小规模的船货中夹带私人物品一样,官府的驿传服务制度也同样便利了私人信件的投递。从下面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是运用怎样的策略保证信件能够到达目的地。这两个例子来自作者的族人所保存的信件原件。 style="TEXT-INDENT: 2em">庄臣元出生于浙江北部的一个商业城镇——南浔镇上一个江南士绅家庭。1603年他经过了四十天的旅途跋涉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第二年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差,不久因丁母忧归乡。他的内容庞杂的作品,今有抄本传世,其中就包括1603年夏至1605年夏季间在京期间写给儿子的信。 style="TEXT-INDENT: 2em">这些信件告诉我们,书信的往来并不是像庄氏希望的那样可以按时送到收信者手里。庄元臣从北京发出的第一封信写于1603年六月十五日,信上说他住在崇文门外的阿弥陀佛寺,回信可以寄给吴忠赓府第的张管家转交。在九月十四日的信中,他说已于八月二十六日收到了儿子七月二十二日的来信(信到北京用了36天)。在紧接着写于十月十四日的家信中,他告诉儿子他已托张掌柜寄出九月十四日信,问是否已经收到。那年冬天,信的往来速度突然慢下来了,好长时间庄元臣一直未收到任何家信,直到后来一下子收到三封,这三封新分别写于九月十九日、十一月十日和十二月二十七日。此后速度再次变慢,他在1604年六月二日的信中忧心忡忡地问,为什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后再也没收到任何家信。11天后,他再次往家中写信时,诉说他的四个同乡都收到了家书,只有他一人未收到。最后的一封家信是六月二十四日一个进京的朋友捎来的,写于五月二十九日(足足用了29天的时候才到达北京)。

看过爷爷与父亲的173封家书,我清晰地看到一名男孩蜕变成男人的迷惘与喜悦,一位父亲化身为朋友的关爱与指导,一个家庭传承发展的家教与家风。

祖父写给我的家书,那是一种莫名的“隔代亲”,那是祖父传递给孙子的亲情,那是祖父对孙子的挂念与期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入党,参加过抗战,当过区委书记的祖父,在写给我的家书里,更隐隐渗透着别样的味道。浓浓的家书里,是启迪?是期盼?是鼓舞?是思念?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

少小离家,就是有再坚强的意志、再坚定的信念,无一例外的都会想家。想念自己的父母、想念自己的兄弟姐妹、想念家中的一切一切,尽管那家是那么穷困、居住面积是那样狭小,但是这狭小的贫困的家,有着我们那么多美好的回忆,那是我们的根,那里是承载我们所有希望的方舟!

父亲与爷爷通信始于1992年。起因是,他在县一中读书时,曾邀请同学到家里玩,爷爷从外面回来,得知其中有女生,脸上一寒。父亲为了解释原委,回到学校,给爷爷写了一封信。

记得是1983年的一天,不知是有预感,还是对信的期盼,在连队当文书的我本来就跟通信员同屋住,还特意走出大楼迎等取信的通信员,见通信员背着大背包、抱着一摞报纸和信急急地走来,我忙迎上前去问:“小毛,有我的信没有?”这名通信员老乡对我特热情:“好像有你一封。”不等通信员进屋,我就忙不迭地让他停下脚步,帮我找出信来。我一见是祖父的来信,用仿旧的老式牛皮信封,中间还框着红色的方格,祖父用小毛笔写得漂亮的行草。我拿着信一蹦三个高就到了连队大楼,指导员罗俊生见我那高兴的样子,忙问:“小乔,是谁给你来的信?”我说:“我爷爷给我来的。”他一瞥信封:“呵,还是用小毛笔写的。”他顺手拿过我的信一看:“你爷爷的毛笔字写得真漂亮,像是专门练过写毛笔字的。”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作为士兵,对连队干部都是非常敬佩的,他们说过的话,听起来一如经典语录一样,我听了罗指导员的话心里美滋滋的,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

家、父母,同样也在揪心的想念我们!北大荒到底有多冷?活儿有多重?孩子受得了吗?

1992年5月6日,爷爷回信表示理解,写道:“关于你的来信,在文风上太啰唆,篇幅太长。一封家信,应主题突出,简而明之,一目了然。以后写信、写文章要注意。不过,我在文学方面缺乏研究,一生致力于研究医学,欣有一技之长,为民解除痛苦,济世救人。虽不是菩萨,可有慈悲心肠,普度众生,救死扶伤。”

我用小剪刀轻轻地打开了祖父的来信,也是用小毛笔写的,我想,这是祖父特意为之,因为他给我父亲写信我几乎每封都拜读过,都是用钢笔写的,我当时一概不知祖父为什么用毛笔给我写信。信的大多内容我已忘记了,我只记得几句中肯的话:“孙儿来信收悉,见字如面。从来信中看,你的文字水平不错,字写的还不行。”我反复读了祖父的来信,窃以为自己既然能当连队文书,证明字的书写肯定说得过去,可在祖父的眼里仍不过关,如此看来祖父的字是写得相当好的。从此以后,我暗暗下苦功夫练字,半年下来,看着写的字就越来越顺眼了。一次,干部股股长张兴贵到连队检查,看到我誉写指导员的一份材料,便问指导员:“这是谁写的?”“文书写的。”其实我就在身边听着,张股长便夸奖我:“你的手写体不错的。”自此以后,张股长找过我几次抄写干部股的材料,一个小战士跟堂堂的干部股长混熟了。后来,张股长几次极力推荐我考军校,都因超年龄而放弃,我并未因此时而悔恨良久,因为我写的字已大有长进,这都是祖父来信所起的功效。

在当时的条件下,沟通我们的似乎只有往来的通信了。

第二年,父亲高考落榜,选择到省城一所自费自考高校就读,从此,“鸿雁捎书”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祖母大字不是一个,更不会写家书。可祖母说话可是妙语连串,她想我的时候,总是念叨着让父亲给我写信,父亲在生产队里忙的时候,她就催促着让弟弟给我写。祖母多次在心中嘱咐我:“要多向你爷爷学习,多学习。”我那时只知道祖父是一名公职人员,穿着与乡村人不一样的笔挺的中山服。并不知道祖父干什么,有什么文化。后来才知,祖父在那个年代就是初中毕业,那在乡村里都是秀才,是了不得的,更了不得的是祖父还是平度县一区区委书记,我想,这就是沾了有文化的光,祖母让我学习的目的就在这里,我从此更加努力学习文化,不久就当上了连队的文化教员,也像祖父一样,被战友们称为“秀才”。

我给家里的信,基本是三部分:

1993年12月11日,爷爷在信中写道:“今年农历腊月十八,是你爷爷的七十大寿,你若不能参加,要来信向他祝福,以慰老人心。一封家信的问候比给钱更有价值。”

父亲写给我的家书,那是简单、直接、管用的。因父亲只上过三年半学,又一直在农村生活,写不出什么高深的文字来,而他心中写的话就像庄稼地里长的庄稼一样实在,在饥饿的时候就能充饥。父亲总是在心中这样说:“农村孩子出去不容易,我以前没有出去,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后悔了大半辈子。你既然出去了,就要好好干,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要听领导的话,领导叫干什么,就干好什么,要干出个样子来。”看着父亲的来信,我就常常回忆起父亲因找到工作而未走出去的遗憾表情。也在心中暗暗发誓,既然来当兵,就当个好兵,守好祖国的大门。

问候老人,询问家中情况;

父亲临近毕业时,爷爷写信建议:“关于工作一事,我的看法是,要能够发挥你的专业特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然,也要考虑工资、福利和待遇。大学生有思想抱负,志向远大,但很多时候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你要务实一点。”

1987年临近部队复员时间还有两个多月,接到了父亲来信,我惊喜地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接着晴转多云。父亲在信中说:“你爷爷得了肝癌,已到了晚期。”我看了信后,既抱怨又难受,抱怨的是父亲不早告诉我,我也好早回去看望祖父。我难受的是临近复员时间,部队一般不批士兵探家,因而我整天坐立不安。于是,我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争取在复员之前努力向连首长争取回家探望病危的祖父。父亲在回信中极力劝说我:“你既然打算今年复员,就不差两个月了,别再给连首长添麻烦了。”我看了父亲的回信,也就打消了请假探望祖父的念头。幸好我复员回家后,还见上了祖父一面,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

报喜不报忧的介绍自己的工作、生活;

父亲毕业后,先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随后加盟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当年三联书店在省城许多商场开设了分店,他在仓库理货一个多月后,到天然商厦支店就任店长,不久又被调往紫荆山商厦支店。

母亲写给我的家书,使我感到了一股巨大的正能量。我起初写信的老师就是母亲,作为一名农村妇女,母亲真算是有文化的,放下算盘术不说,单就文化而言,也是十里八乡妇女中首屈一指的。母亲有文化底蕴,在村子里当妇女主任、会计,还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女人,自然站得高、看得远,她给我写的信,多是鼓励我的话:“参军是每个进步青年的崇高追求,要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更好地锻炼自己,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刻苦学习政治、业务,争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看了母亲的来信,我就热血沸腾,浑身增添了无比的力量。

紧跟形势的一些革命的豪言壮语。

1996年6月24日,爷爷得知此消息,回信写道:“还没来得及询问你在天然支店的工作情况,你又要奔赴紫荆山支店了。你属虎,虎登山,相信你能干好。虎为兽中王,如果被关在公园里,只能供游人观赏。一只老虎的价值,远非如此!”

更让我难以忘记的是,1984年底,我所在的总参通信部队接到上级紧急命令,赴云南老山前线执行作战任务,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有点震惊,接着,部队首长就发出了作战动员令,态度是那样坚决,我和战友们义愤填膺,主动请缨,纷纷向部队首长递交了请战书。当时,我怕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就把信里套信,转到内地的战友那里,再由战友寄给母亲,这样虽然发信的时间延长了几倍,但母亲一直认为我工作忙,并没有引起怀疑,又过了几个月,邻村里我一个战友回家探亲,就说我到云南前线打仗去了,这话不知怎的就传到我母亲耳朵里了,当时前线战事正急,母亲心里焦急、难过,整天默默流泪,在路上怕别人看到,回家又怕年老的祖母看到,从办公室往返于我家有一条长长的大胡同,大胡同拐过了一道又一道弯,装满了母亲的思念,不知留下了母亲多少思念儿子的泪,即便是这般挂念,她还怕影响到我的情绪,在前线不安心,在回信中从没谈到上前线这件事,把挂念儿子的泪水默默地咽到肚子里去,在信里始终写道: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安心工作。多么理智的母亲啊!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明明心里十分牵挂,而把百般的牵挂埋在心底,全力支持儿子驰骋疆场,保家卫国。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我荣立了三等战功,当我胸前佩戴上闪闪发光的军功章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我日渐苍老的母亲,军功章上有我母亲的一半。

我写的信,要说的话很多,一写就是洋洋洒洒三四篇,放在信封里,厚厚的。

由于种种原因,父亲并未前往紫荆山支店工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年末岁尾时,他被安排去三联书店农业路学术支店工作。在这儿,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亦即我的母亲牛桂玲。

1986年,团里举办军、政、文大比武,我当时正到了久已盼望的探家期,我的那颗思念亲人的心早已飞回了我离别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家,主意已定,放弃比武,马上探家。母亲收到信后,了解到部队正在比武,这是施展自己才能的大好时机,就在信中劝阻我推迟假期,参加比武。当时的我就感到母亲的举动难以理解,因为我知道,天底下的母亲没有不牵挂自己儿子的,儿子在外当兵,母亲都在掰着指头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盼着儿子早日回家探亲,看看连队收到的一摞摞电报吧,能有几封是真的?有的母亲为了让儿子探家,就发电报:“母病重,速归”、“父病危,速归”等,这些平时最忌讳的话也不管了,只要儿子回家就行。而我已在几千里之外服役多年了,眼看着盼到了探家期,母亲却要我推迟探家,劝我参加大比武,难道母亲就不思念自己的儿子?不,而母亲是把更大的思念默默地埋在心底,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理解了母亲,知子莫如母,母亲是为儿子着想,她深知儿子的秉性,是想让儿子在大比武中展示才能,这是多么伟大的母爱啊!既然母亲都下了这么大决心,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勇气,我也决辜负母亲的殷切期望。全团大规模的军征文比武在广场各个角落拉开了序幕,比武场面紧张有序,台上竞争异常激烈,那真是能力体验动人场。我准备充分,连阵不慌,手枪比武,20秒拆装完毕;冲锋枪比武,25秒拆装完毕,双双第一,综合第一名,我还新闻报道第二名、军事专业技术第三名的好成绩,受到了全团唯一的团嘉奖,当我手捧金光闪闪的奖牌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远在几千里之外翘首期盼的慈母,没有母亲的叮咛,我不能站在激动人心的领奖台上。母亲爱子女胜过爱自己,为了我们的工作、生活,她总是千叮咛,万嘱咐的,总有说不尽的牵挂,道不尽的留恋。

而家里给我的回信,几乎都是我的父亲一个人回的。

1997年11月22日,爷爷在信中写道:“小牛姑娘比你小两岁,这就要你在生活、工作、学习、感情多方面予以照顾。我和你妈成婚后,几十年从没有红过脸。”

妻子写给我的家书,那是真切实在的,每每回忆起来,都会让我为之动情。那是1986年,我刚刚结婚,就不愿过两地分居的“牛郎织女”生活。后来又听说荣立战功可安排工作,听说这个消息的当天我就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说了自己想回家的打算。妻子在回信中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还差这一年、两年?再说了,只是道听途说立战功可分配工作,还不知是真是假,这样的事儿总让人心里不踏实。不如在部队再干一年,在部队也有发展机会,即使想回地方的话,到那时也就打听明白了。这只是我的建议,该走该留还得你自己做主。”看了妻子的回信,我觉得自己白当了五年兵,还不如妻子有眼光、又见识。接下来,我又拼命干了一年,临近复员时,部队已打算让我转志愿兵,我又接到了妻子的来信,说是打听着荣立战功的确实安排工作,已安排了一批。当时的我心里高兴极了,因为军队和地方都有可选择的机会。我权衡再三,我谢绝了老乡、师参谋长的好意,从部队回到了地方。

父亲,那时已经年近花甲,和我现在的岁数相仿。

1998年初,父亲被调往办公室从事采购业务,参加了北京图书订货会。2月13日,爷爷在信中写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春天你去参加了北京会议,从中得到锻炼、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在书本上读不到、学不来,只有你亲身去体验、去参与、去总结,方能提高。”

弟弟写给我的家书,那是对我当兵的艳羡,还有描述家庭生活的境况。弟弟考学无望后,也开始羡慕起我当兵的生活,我从他的来信中隐隐感到了他的理想追求,可弟弟因某种原因没有当上兵,这可能是学习不错的弟弟的遗憾。

别人家大都是严父慈母,可是对于我来讲,恰恰相反,是严母慈父,母亲是老北京人,家教甚严,我的一点点不符合她的老北京的规矩的举动,都会受到母亲的呵斥、或挨打。而父亲 每天忙于生计,从未打过我一下!对于我的下乡,父亲是决然舍不得的!本来,我是被学校计划留津做“小教”的,而小我两岁的弟弟,是68届的,我不走,他必走无疑。面临这样的形势,我当然要选择自己走。

经过两年多交往,父母步入婚姻殿堂。当年5月7日,爷爷在信中写道:“结婚了,家庭建立了,夫妻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遇事共同商量,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家庭生活是一首锅碗瓢勺交响曲,生活少不了米面油盐酱醋柴。俗话说得好,‘酒肉朋友,米面夫妻’。看似平常,过好日子,的确不容易。”

记得1984年9月,我随部队在西安驻扎时,听说我们部队想整体转为地方铁路部门,连队干部听了都心不安,怕这辈子回不到老家工作。我听了心里却非常高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从此可跳出农门,便欣然给父母写了家信,说了这件事。不久,就收到了弟弟的回信,说父母看了信后高兴极了,当过大师傅的父亲,炒着菜也手舞足蹈起来。这件事后来因部队赴云南前线执行作战工程任务而泡汤了,我当时后悔不该过早地给父母写信,让他们白白地高兴了一阵子,还有点骗他们的意味。

自从我下乡后,父亲常常暗自垂泪。因此给我写信,也就成了他思念爱子、派遣忧愁的最好方式!

父母刚结婚时,约定过两年再要孩子。爷爷表面上说理解,但仍时不时催促早生。2001年7月6日,爷爷在信中写道:“孩子们学业蒸蒸日上,老人们身体健康,全家和睦共处。只是,想到你们还没孩子,家里有点着急。‘三十没儿心中想,四十没儿老街嚷。’趁年轻体壮,早生孩子。请你们三思。”

想起那一封封家书,我就想起了那一件件往事,我的心里就会荡起层层涟漪……

父亲没有文化,认识的几个字,还是解放后扫盲班的成果。但自从我下乡后,给我写信,就成了父亲最大的事情。为此,他特意订了一份晚报,买了一本《新华字典》。

第二年春天,我在爷爷工作的乡镇卫生院诞生。父亲在一篇短文中写道:“亲爱的孩子,你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是我们希望的所在。当然,你也只是你自己,你要走属于你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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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收到我的来信,父亲如获至宝,一字一字的念给我母亲听,遇到不认识的字,数笔画、查字典。为了让母亲听明白、听连贯,他往往再从头开始念!

转眼间,我已是一名高中生,很快到当初父亲与爷爷开始通信的年龄。写信即写心。虽然纸质书信时代已渐行渐远,人们的交流方式也在更新,但今日年轻人面临的问题,与20年前相比,并无太大改变,仍需用心面对。这是家书对我的启示。至于家书本身,它们让我重新认识了爷爷与父亲,是我们家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后,就是给我写回信。家长里短的事情还好一些,面对我那长篇大套的革命语言,老父亲可是犯了愁!自己的孩子思想要求进步,当家长的怎么能扯孩子的后腿呢?于是年近60岁的父亲,根据我的来信,看看报纸上哪一段能够对得上,就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的抄下来。父亲给我的回信,竟然也是两三篇!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规规矩矩、工工整整!

爷爷虽是一个平凡人,但他重言传、重身教,帮助父亲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了人生的第一个台阶。那些家书,温暖人心。爷爷将永远活在家书里,以及代代相传的家教与家风中。

再后,就是寄信。父亲知道我喜欢集邮,他从来不贴普票,经常到“西南角”的大邮局,给我买来成套的纪念邮票,认真贴好,给我寄去。(可那时极度革命的我却已经认定“集邮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近10年的兵团、部队生活里,竟然没存下一张“文革票”!)

于是我又回信,又有一番革命大道理,可怜老父亲又是在极度的高兴之余,再查字典、抄报纸、吭吭哧哧的给我写回信!

父亲每次给我的回信,大约需要三四个小时!

尽管如此,父亲也是高兴的!

以上这些情况,我在兵团和部队时,从未想到过。还是回津工作后,姐姐不无埋怨的对我提起,我才幡然醒悟!

我好后悔!

我怎么就不想一想,自己只顾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豪情冲云天,没有文化的父亲是怎么艰难的回应我呀!

今年,我也60岁了,看看现在自己眼花、脑笨的现状,再想想当年父亲给我回信的情景,反思自己的言行,我的心好痛,痛的都要碎了!

家书抵万金。可是,我要说,我的封封家书,是父亲的心、父亲的血,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

200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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