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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借书而绝交的那个人,棚户区杂忆

来源:http://www.mummyrent.com 作者:凤凰彩票网-凤凰彩票平台【彩票预测最准】 时间:2019-11-14 10:54

今年3月,我买了一本旧书,法文版的《马拉美诗全集》。5月,又在另一家店买到四本瓦莱里的著作,也是法文的。这五本旧书,之前为同一人所有,他在每本的书名页上都写了简短的中文题记,日期写的是1958年、1959年。

画家、文学家、诗人木心身兼数家。在其艺术生涯中,绘画与文学占有同等比重。他是一个典型的艺术狂热者,精通文学、诗词、绘画、音乐、历史等。他徜徉在《诗经》、《楚辞》、唐宋诗词中,优游于范宽、郭熙的山水间,也从达芬奇、莎士比亚、福楼拜、尼采吸取营养。他说,人有两套传统,一套精神,一套肉体。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

午后下雨,起身去关窗,瞥眼看见在案上放了几天的《木心谈木心》,就势坐到书桌前,打开手机放了一首古琴曲,铮铮琴声透过现代智能产品传入我的耳膜,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再看《木心谈木心》的腰封,上面有一顶礼帽,像是哪个英伦老绅士无意间放在椅子上的,但这是木心的旧物,影印到纸页上,在故意做旧的腰封上坦然又静谧,这时我感到了一种错位。木心的书,常读常新,于喧嚣琐事中静下心来,读一两页,给人一种如山谷跫音般的宁静。但是,这些书最初却是从海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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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梦熊。关于其生平,简直找不到旁的资料,只有一篇陇菲先生的文章《木心的朋友李梦熊先生》。我们要感谢陇菲先生:他一篇文章,存的是一个人。

他身上存在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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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无数上海人曾经的家园,现在却是一个消逝的名称了。我的孩提时代,就是在上海西区的棚户区度过的。这“棚户区”的叫法,总让我感觉有些暧昧,若在别国,可能径直称“贫民区”了。当然,较起真来,我们棚户区里的房子,确实不都是席棚毛毡或铁皮什么的搭就的,也有正儿八经砖瓦木石盖成的,若留存至今,兴许还有点历史风貌的价值呢。

据陇菲查考,李梦熊生于1925年,出身云南世家,1942年曾在重庆音乐训练班受训,后入国立音专。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专迁南京,复还上海,李梦熊在上海毕业。1949年,李梦熊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声乐教练。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支援西北”,李梦熊远赴兰州执教。

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画家

书影

那片棚户区,坐落在兴国路和武康路的交汇处,周围都是洋房,还多带小花园,南面更是有一座伟岸的武康大楼,它的巨大阴影就笼罩在我们那片的粼粼屋瓦上面。如果说,那些洋房是一片锦绣花园,我们的棚户区就是夹杂其中、长着斑斑苔藓的卑湿之地。虽然缺少阳光雨露,那里的人们却也像苔藓一般顽强、忍耐地生存着。

据李梦熊的学生们讲,李梦熊通英、法、德、意多种外语。他的学生孙克仁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从李梦熊学法语,读法国文学,其中就有瓦莱里的作品。在我得到的那五本法文书里,李梦熊分别题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兰州托与石购于上海”、“一九五九年一月在兰州托与石购于上海”、“一九五九年八月若梵赠我于南京”等语。可见都是在兰州时所题。“与石”为何人,不详。若梵,是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冯端的笔名。冯端虽是物理学家,但年轻时学了德文、法文,译过里尔克等诗人的诗。冯端在南京大学执教,大概李梦熊过南京时,就将自己原藏的马拉美、瓦莱里作品送给了李梦熊。

很多人曾发问,木心是谁?他自己的回答是,我是人类的远房亲戚。如果非要给自己安个职业名分,他则说,我是一个人身上存在了三个人,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作家,还有一个是画家,后来画家和作家合谋把这个音乐家杀了。

风从海上来

就像当年发现张爱玲和钱钟书一样,经由海外学者的推介,才让大陆读者猛然发现原来原来四十年代的孤岛上海,曾出现过一位天才女作家。而以古典文学研究著称的钱钟书先生,居然写过小说《围城》。木心的发现,也是先是由台湾出版社刊登文章,出版文集,再辗转通过各种名人推荐,才让一般读者熟悉木心。而等到我知道木心,并有心完整阅读其作品,已经是在先生逝世之后了。

此时,当年那股“木心热”似乎已经过去。有一次整理书架,竟发现厚厚的两本《文学回忆录》已经浮上薄薄的灰尘,我深知那是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细细品读的书,所以也就任由心绪蔓延,任凭一时的兴起将我带入再一次的阅读之中。包括那两套木心全集,我知道以我现下的阅历,怎么刻苦都不可能看懂《诗经演》,而《素履之往》里的语句再怎么睿智,如果我只是轻浮的摘抄和引用,恐怕也会辜负那初见的欣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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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

说起棚户区里的人物,我首先想到的常常是老陶。老陶没什么光荣的,是个挂牌的“四类分子”。这个专有名词,现在年轻人是不知道的,而在那个年代,却是“含菌量”很高的。从字面上说,就是四类人:地、富、反、坏。总之是阶级敌人,不久加了个“右”,阵容更加齐整,队伍愈发扩大了。

在兰州呆了五年,1962年,李梦熊又回到上海。他与木心交往,应该就在这个时期。李梦熊为世家子,轻裘缓带,恃才傲物,不同流俗。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说:“二十年前,我和音乐家李梦熊交游……我们总在徐家汇一带散步,吃小馆子,大雪纷飞,满目公共车轮,集散芸芸众生……”据曹立伟回忆,“两人一起出去散步,李穿风衣,扣子不系,随风敞开,一手拎着装着咖啡的暖水瓶,一手拿着两只杯子,在街上边走边谈,累了坐下,喝咖啡。”难怪会有“他和木心,真是魏晋人”的评价。

实际上,木心是浙江乌镇东栅人,出生于1927年2月14日,本名孙璞,笔名木心,出身旧时富贵书香人家,外面战火纷飞、时事移转,木心在家接受着传统私塾教育,母亲也为他讲解杜诗和《易经》,还常去同乡茅盾家看藏书。少年在故乡,一位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的家,满屋子欧美文学经典,我狼吞虎咽,得了文学胃炎症。

那个精灵

但是《木心谈木心》却是个例外。木心说:

散文中,作者是精灵游荡,但以凡人面目。我在艺术上,求的是精灵这种境界。

我怎敢去妄断木心究竟是不是那个精灵呢?我只是愿意去相信,木心就是那个精灵。

《文学回忆录》是木心的私房话,上个世纪八零年代,群居纽约的一伙年轻人偶遇木心,央求老人为他们讲解世界文学史。木心去世后,当年听课的陈丹青思虑再三,决定出版当年的笔记。本来想用“世界文学史”这样的书名,后来想想,觉得这笔记是木心个人对于世界文学的回忆,遂名为“文学回忆录”。当年众人客居纽约,木心又常言,他们谈的是文学的家常话,所以这个书名再契合不过。但是陈丹青在编辑《文学回忆录》的时候,却砍去了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木心对自己作品的讲解。

陈丹青说,木心一生无名,晚年获得一些泛泛浮名。待“风从海上来”,其人其作品为大众所知,褒扬有之,责难有之。老人一生坎坷,固然不会在意这些,但是爱护木心的后生晚辈,不得不对此有所考虑。况且,出版《文学回忆录》已是略微违背先生生前所愿,如果再公开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讲解呢?

我讲自己的书,不是骄傲,不是谦虚。毕竟文学和音乐不一样。我们两三知己,可以这样讲讲。在学堂,学府,能不能这样做?

要看怎么做。

传出去,木心讲自己的书,老王卖瓜,自赏自夸。所以要讲清楚——传出去,也要传清楚。

木心自己这样讲,于是陈丹青决意一传,这就是《木心谈木心》。

我跟老陶毫无瓜葛,对他的身世本来一无所知。后来听跟老陶住得很近的一位发小讲,他是个逃亡地主——原来是个没当成还乡团的人!即便如此,老陶总是阶级敌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年代,就要为自己的过去偿还代价,顺理成章归入“四类”,成了贱民。

但不久二人竟绝交了。木心说:“友谊有时候像婚姻,由误解而亲近,以了解而分手。”木心谈话记录道出了绝交的原因:“60年代我外甥女寄来英语版叶慈全集,我设计包书的封面,近黑的深绿色,李梦熊大喜,说我如此了解叶慈,持书去,中夜来电话,说丢了。我说不相信,挂了电话,从此决裂。”二人竟为了一本借出去的书绝交,也可说是真爱书人了。

他从小阅读《圣经》、希腊神话、莎士比亚,十四五岁就知道瓦格纳与尼采的那场争论。多年以后他说:人们已经不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南方的富贵之家几乎全盘西化过。逢年过节,才穿上考究的长袍马褂。饮食西化,喝茶之外还留心饮用白开水,生了病吃西药,他小时候吃过很多种鱼肝油。

那个老头儿

《木心谈木心》里的木心,是个慧黠的老头儿。

他惊人的坦白——

好久不读这篇(《S.巴哈的咳嗽曲》) 。今天读读,这小子还可以。

很委屈的。没有人来评价这一篇。光凭这一篇,短短一篇,就比他们写得好。五四时候也没有人这样写的。

他点破写作的秘密——

在作品中,最好的办法是嘲笑自己。聪明的人都知道自嘲。但这种“悬念”,要松。松嘛很松。绳子嘛是一条绳子,悬在那里。文字不要写死。

他无比狡猾——

我的文章都是陷阱,把读者带来绕去,但读者上当之后,能充满感谢。

他的野心——

我想创造一个记录:不像一般序,成一个独立的散文。……“序”应该写成像一个蛋糕上的樱桃。

所有这一切,让我觉得《木心谈木心》是一本无法与人分享的书。它是一本时时勤拂拭的私房书,它是幸运的读者与作者灵魂对视的凭借物。如果说在散文和小说中,木心的确是一个跳脱的精灵,常常让人将信将疑,那么在这些“私房话”中,木心是那个脱去帽子的好玩的老头儿,他神采飞扬的说着自己的作品,哪里是陷阱,怎样让读者迷惑,哪里又是不值得一提的写法……木心常言,自己在作品中常常是粉墨登场,未免辛苦。但是在这本书中,木心可算是一派天然。

纪录片《乌镇》中有一个片段,记者采访到木心家族世交中的一个子嗣,他说,那时候我父亲叫木心“孙家弟弟”。木心,原名孙璞。跟随着“孙家弟弟”这个称呼,带来的是一段久远的记忆,如同那古老的月亮,曾照耀过古镇和古镇上那个少年。那少年与普通人无异,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会变成什么模样,或许在一片清辉下,也曾天真猜想,就像天上那一轮古月一样,任世事变换莫测,他都不会变。

后来那个孙家弟弟入监狱、丧亲、海外留学,做了“文学鲁滨逊”,混迹纽约街头,出书,归国,回到家乡,逝世。只有他的书和画留存于浩大的时间和无穷的时间中。如今,机具简约风格的木心美术馆坐落在乌镇,向每一个来人诉说着这个“归来的局外人”的生平。他们懂得木心吗?木心笑笑,说,当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你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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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美术馆

所以,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应该希求别人的理解吗?

耳边一曲终了,雨声已停,这已经很好,不是吗。


文/小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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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一旦当上了贱民,就有幸从事最光荣的事业——劳动,而且是最为原生态的劳动,扫地、搬运、清厕之类,不知道这该算是一种惩罚还是奖赏。总之,老陶被勒令黎明即起,每天在劳动人民大多还在睡梦中时,就开始洒扫庭院,这庭院也就是弄堂。早起的鸟儿先得食,我想老陶的早起,也会有所获吧,比如那份清静,可他的扫帚一挥起来,无论多么小心,那份清静总是被搅破了,于是,我的残梦里,也就植入了那抹不去的“沙、沙、沙”的有节奏的轻音,被撩拨得欲睡不能欲起不愿。

李梦熊晚景凄凉。“武康路那个亭子间狭小局促,没有地方支床,地铺上只有一领竹席,一床褥子,一条被子。屋里也没有桌子,用砖头垒一个小台,放他吃饭喝水的茶缸。除此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摞外文书谱。”1997年,外甥到上海看他,见他正在读法文版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时李梦熊七十多岁了。

1943年,16岁的木心想报考杭州艺专,母子俩来到杭州开纸店的木心姐夫家避难。那是他住在盐桥附近的蘋南书屋,时常在平湖秋月、孤山、西泠印社一带踽踽独行,练钢琴,画油画,看画展,一心想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

老陶劳动时,很淡定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戴着一副旧布袖套,蹬着一双旧解放鞋,双眼也跟着竹枝大扫帚在地上扫来扫去,因此跟左右穿行而过的人——多半是以各种姿态匆匆来弄内那座远近唯一的公厕方便的——没有任何交集。谁顾得上他,他又顾得上谁啊!老陶的头发花白了,在晨风里微微有些颤动。他的手不像是养尊处优的地主的手,也许是多年的监督劳动,让他的掌、他的指先脱胎换骨了,显得很粗糙,好像还有冻疮的痕迹。这些印象,是我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跳下床,匆匆奔到对面公厕减轻负担时,在不多的几瞥中刻下的。

在瓦莱里《杂俎五集》里,有几则批语,似为李梦熊所写。一则谓:“一为文人,便无足取,以不解独善其身而兼善天下之故。”另一则谓:“以极端个性,到达无个性。艺术之顶点,人类之极限。无有更美者,光速之艺术。”

然而,杭州艺专因战事而迁至内地,后来母子随木心姐夫一家落脚上海高桥镇,1945年,木心考入上海美专三年制西洋画专修科。随后又转入林风眠门下,入杭州国立艺专继续探讨中西绘画,他也开始从大少爷变成热血青年,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回到大陆。

老陶的洒扫庭院,或许真的算是有些温柔甚至有些诗意的惩罚,跟他对人民犯下的罪肯定是不相匹配的。因此,老陶也别想就如此舒舒服服地等着时光来解放他,总要为革命再做出点牺牲。1970年代中,上海流行搞“向阳院”,那是现在如火如荼的社区建设的前身吧。破陋的弄堂里搞了些环境整治,东刷刷、西弄弄,甚至还配发了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装在带长脚的木头箱子里锁着,晚上由专人负责搬到空地上,打开调到五频道或者八频道,放节目给拖着板凳涌来的各色人类观看。我们那片街区大概把“向阳院”搞得不错,突然就被上级看中,要来开现场会。这样,就有一番忙乎!“向阳院”建设不能只展示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玩意,也得演出些看不见却感得到的东西,比如阶级斗争时刻没有放松。于是,组织了一场批斗会,作为附近唯一活的监督劳动分子,老陶荣幸出场。

我常想,文学不应该只是文学工作者的专属物。假若真有那么一个情景:当年的木心、李梦熊、冯端,一个画家、一个歌唱家、一个物理学家,谈文论艺,迎风冒雪,把臂而行……我觉得,再没有什么比它更能体现文学的魅力了。

他是跳动的精灵,你找他,他走了,你以为他不在,他来了

老陶在我家门前那棵老桑树下,垂手站立,垂头看地,一帮半大孩子围着,指手画脚,嚷嚷纷纷。说了半天,老陶也就一条罪状:不老实。不老实也就一条罪证:星期天到别的地方去不报告。说重了就是不服群众管教监督,也许想着变天!老陶本来有些木讷,又自知理亏,千夫所指之下,想要辩解,嘴里却磕磕绊绊、话不成句,脸憋红了,头不敢抬,更显出阶级敌人的本色了。我挤在人群里看着,真有点大快人心之感!

新世纪初,木心突然在内地声名鹊起,其中陈村、陈丹青的摇旗呐喊功不可没。陈村曾在文学杂志上偶然看到木心的文字,读罢如遭雷击,陈丹青更是为木心在内地的推介不遗余力,力邀其回乡定居,为之编撰《文学回忆录》等。

没几年,史无前例的时代结束了。不管老陶有没有想过,变天是终于等来了。也不知有没有哪家单位为他举行过隆重的宣布平反的仪式,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平反,就是摘帽而已。但老陶肯定不用再黎明即起洒扫庭院了,那份劳作,物归原主,由劳动人民自己负责了。我的睡梦并没有因老陶的停帚而延长,因为我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也黎明即起,到学校训练去了。

1982年,木心从上海移居纽约,其间曾盘桓南北欧,回到美术及文学创作上,文学写作以诗歌和散文为主。《明天不散步了》《哥伦比亚的倒影》《温莎墓园》《即兴判断》《西班牙三棵树》《云雀叫了一整天》等在中国台湾发表,轰动一时。

老陶的家在如今很著名的武康路边上,隔条马路就是宏伟的武康大楼,那时它颇有些沉闷,常有些人——受迫害的政治贱民、挨病痛的社会难民——把它当跳台,在飞翔中跟大地来个激烈的拥抱。老陶家的房子不错,是那种老的砖木结构,当街有连扇的窗户,门上也有大玻璃,就是阳光被武康大楼挡住了,门前屋里四季都照不到,最多摊到点已经暗淡的斜阳。老陶个头矮,虽然不瘦,因为那个身份,人总有些猥琐,但他的太太模样超过许多婆婆,依然细皮嫩肉,比较丰满,连带他们那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儿也一副小家碧玉的样子。路过老陶家,总能透过那些明净的门窗,见到母女两个坐在前厅的床沿,一人一个绣棚,舞动着手。老陶跌落劳尘时,她们是这样;老陶摘了帽了,她们还是这样。也常见老陶捧着一个玻璃瓶,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一边不时地啜着热茶,一边静静地看着母女两个飞针走线,脸上读不出一丝欣慰的表情。

六十多岁的木心,在纽约给旅美的文艺青年上了五年的文学课,风雪夜,听我说书者五六人,阴雨,七八人,风和日丽,十人,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陈丹青后来说: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有一个人,像老陶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他一脸络腮胡须、一身破中山装、一副落拓模样;因为他一副浑厚好嗓、一贯破口骂街、一人孤苦伶仃。

上课时,木心坐在那里,气定神闲,有时候白衬衫两袖撸起,一手夹香烟,一手放在膝盖上,艺术、历史、人物,娓娓道来,目光炯炯,神采飞扬,翻着自己写的讲课笔记,扫两眼,便有了新的美味的话题。

知道他叫李梦熊——这名字我们小时候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还常常把他叫成“李狗熊”,知道他是个神经病,也知道他原来是音乐学院的。其他的,就不晓得了。

木心从古希腊神话、《圣经》,到《诗经》、《楚辞》,从中世纪欧洲文学,到二十世纪文学世界,东方西方通讲,知识灵感并作。长句短句参差错落,久违的现代白话,说着文学的俏皮话。就这样,他的那些精辟的、卓越的、锐利的见识,就这样被听众之一的陈丹青记录了下来,编成《文学回忆录》出版。

若干年后,忽然听说陈丹青在书中讲到他,更吃惊的,是陈丹青的老师、如今大名鼎鼎的木心先生提起他。木心晚年回忆这位当年的朋友,称之为“旷世奇才”。我仔细在记忆深处搜索李梦熊的碎片,丝毫不能验证木心的评价。

他说,《离骚》,能和西方交响乐瓦格纳、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法郎克媲美。《楚辞》,起于屈原,绝于屈原。屈原全篇是一种心情的起伏,充满辞藻,却总在起伏流动,一种飞翔的感觉,用的手法,其实是古典意识流,时空交错。

李梦熊其实不属于棚户区,他住在一墙之隔的武康路400弄一幢三层别墅楼里。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日常在那幢楼的一个小阳台上,对着我们那片烂房子,居高临下地骂街,一骂往往几十分钟,翻来覆去的。我的家距离那个阳台直线距离最多二十米,能清晰地看到李梦熊骂街时口沫四溅、表情激愤的嘴脸,以及小半个身子。听着他仿佛练声吊嗓般地开骂,觉得有意思,出来看热闹,又担心那双冒火的眼睛直视过来,怪吓人的,所以很有一番忐忑,不敢多暴露。

他说,《神曲》涵盖甚大,中世纪哲学、神学、军事、伦理,以现代眼光看,《神曲》是立体的《离骚》,《离骚》是平面的《神曲》。

李梦熊骂的不是家长里短,骂的是国民党,更具体地说,是骂国民党的帮凶。他用浑厚的低音深沉地吼道:“湖南街道、湖南派出所,是国民党的看家狗!”这是他反复最多的一句,也不知跟国民党有什么仇,或者只是用着当时的话语体系为骂而骂。他跟湖南街道、湖南派出所看来是有点仇的,至于到底是什么仇,不得而知。

他说,歌德有格言:回到内心。陶潜的《归去来兮辞》,就是回到内心。

人们都知道李梦熊骂街是一种日常消遣,一个神经病,谁会去理他?再说他也没骂伟大领袖和伟大的党!可偏偏就有捣蛋的孩子要去惹李梦熊,等着看他怒火冲天、气急败坏的样子。他们会聚到李梦熊住处的窗下,抬头齐声猛喊:李狗熊!等到他一边骂着一边跳到小阳台上看个究竟时,那帮熊孩子早已溜之大吉。李梦熊憋红了脸,骂累了,歇一阵,消失了。

他说,李商隐是唐代唯一直通现代的诗人,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偶尔硬起来,评古人,非常刻薄凶恶。他还说,如果李商隐懂法文,一定与马拉美倾谈通宵。

不骂街的时候,李梦熊也没什么不正常。那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上下都打着补丁,搞得深浅不一、层次蛮多的样子。这也不算什么,那个年代没几个穿得光鲜的,李梦熊这一身,看着仍不失齐整,只是裤子明显短,像是现在女人的九分裤,遮不住脚踝;配的鞋差点,是磨出破绽的胶底解放鞋,完全是贩夫走卒的标配了。不过,一副厚厚的玻璃眼镜,又让他明显像个学究。

他说,《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来,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大艺术家都有深厚的自我背景,我们悼念艺术家,是悼念哪些被他生命带走的东西:哦!只剩下艺术品了。曹雪芹这方面是个典范。

关于李梦熊的个人生活,我们只知道他始终孤身一人,五十来岁头发花白了也还那样。既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也就很是随遇而安了。早上,他常到兴国路口一个只做早市的饮食摊点,从我那位发小的母亲手里,买一个大大的夹根油条的粢饭团,据说回家后一掰二,作早午两顿吃的。傍晚,常见胡子拉碴的他,撑着那一身落魄打扮,提俩竹壳旧热水瓶,步子迈得很大,器宇轩昂的样子,抄近道从我住的弄堂、也从我家门口穿过,到兴国路上的老虎灶去泡一分钱一壶的开水。在等着水烧开的时候,李梦熊在腾腾水汽中跟老板甜不甜咸不咸地聊几句,也会逗逗走近来的小孩子,脸上露出笑眯眯的神情。

他说,凡一国正式或非正式的文艺复兴,都是浪漫的、人文的、重现实的、异端的。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是春秋战国,一是唐代,另一或可说是五四运动。

除了上面这些事,李梦熊对于我就是一个谜,还是在陈丹青听到的木心先生的回忆里,才知道一鳞半爪。再后来,又看到网上有回忆文章,李梦熊还真的曾经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出生云南白族大家,父亲是民国少将、追赠中将的,表兄是艾思奇;本人是男低音歌唱家,少年时据说还在重庆给邓颖超当过小交通,1940年代末开始参加许多重要的演出,同台者有周小燕等,培养过杨洪基等一批声乐人才。通多国语言,晓多国文化,知其者谓之“卓尔不群,常有惊世骇俗之见”。1958年,李梦熊到兰州的音乐院校执教,五年后回到上海,就没有了正儿八经的工作,大概没有哪家单位受得了这样一个狂傲不羁的人。他一度靠着售卖收藏的古董度日,常放浪形骸、一醉方休。再后来,就是史无前例的风暴来了,本来就怪脾气的李梦熊,就疯了。

他说,中国士大夫也曾如奥地利和德国,晚宴后即是四重奏,饮酒必行令,行令必吟诗。这种风气,全没了。

木心对于这位老朋友的回忆披露后,李梦熊的足迹被更多地发掘出来。说到他的后半生,自然令人唏嘘,尤其是他的那段我也曾旁观过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凄凉。看到网上的文章说,李梦熊住进武康路400弄的房子,还是一位老房东见他可怜才租给他的,只是个几平方米大的亭子间,没有地方支床,就打地铺,上有一领竹席、一床褥子和一条被子,没有地方架桌,就用砖头垒个小台,放那吃饭喝水的茶缸。千金散去不复来的李梦熊,靠每月十二元生活费糊口,靠居委会低价卖与一些清仓衣物裹身。他的亭子间老挂着一个装满汽油的瓶子,说是“随时准备自焚”用的。而在那个家徒四壁的局促空间里,却有一摞外文书,1997年他的亲属去上海看他,见他在读法文版的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

他说,所谓世界,不过是一条一条的街,街角的寒风比野地的寒风尤为悲凉。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可怕?他答,一个天才下起苦功来,实在可怕极了。他还说,我很喜欢听摇滚,有些写得非常好这种悲怆,是现代的悲怆,古代人不懂的。我在梦中总是窝囊的,他在黑板上写窝囊,一边写一边说,这窝囊二字,很窝囊。

后来知道的这一切,都完全出乎我的想像。我甚至一直怀疑,我少年时代记忆里的“邋耷胡子”,是否就是这个如今被许多人追捧的李梦熊。一想到就在这么近的距离,曾经有一位这样的神秘大才,我总感到莫名的荣幸。可惜那时太小太无知,完全没有可能去接触他,更谈不上接近他的真实世界。

在评述自己的散文《明天不散步了》时,他说,文中的作者,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一个精灵。精灵,往上跳;天使,往下跌;魔鬼,他不跳,不跌,装出要跳要跌的样子,让人发笑。而天使、魔鬼,一属天堂,一属地狱,都是有单位的,精灵是没有单位的。你找他,他走了,你以为他不在,他来了。

那天我去武康路附近办事,完了,不由自主地走进了400弄。那里的老别墅房子几十年了都没变,不过粉刷一新了。李梦熊骂天骂地的那个小阳台还在。我抬头看着那个空空如也的地方,想着往事如沙上的痕迹,被无情风雨带走了。

他呈示艺术,但隐藏自身,始终与受众保持着距离

我想像着那一弯络腮胡,由凝重的灰黑变成了苍凉的灰白;那本该在舞台上放歌的天籁之声,变成了天地间无望的呐喊。

木心的文字,警句迭出,才华横溢,其文学的光芒,似乎掩盖了绘画的成就。在其艺术创作生涯中,他始终与他的受众保持着距离,一生践行者福楼拜的信条,呈示艺术,隐藏艺术家。

我住的弄堂,贯穿那片棚户区,呈曲尺形,一头连着兴国路,一头通向武康路,长近百米,两边拉拉杂杂排列着三十来户人家;加上几条岔弄和两路沿街地区,总也有六七十户、几百人局促在那里。既然是个小社会,各色人等就不少,事情也就庞杂琐碎得很。

木心曾经在美国巡回展出过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创作的33张水墨及彩墨(如今收藏在耶鲁大学博物馆),这批作品融会中西方的技法,包括了欧洲超现实主义画派和中国文人山水画的传统主题。他本想制50幅小型风景,以告慰之前的50年岁月,然而只完成了其中的33幅。木心的外甥王韦回忆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木心被隔离在上海长治路租住的小屋中,常常是半夜三更用毯子当窗帘遮掩,用独创的画技和最便宜的颜料(其时,他的工资减半,买不起好颜料),悄悄地画出了这震撼人心的33幅水墨杰作,为便于隐藏,画面很小。虽然其中有晦暗和悲观的元素,但也看出其中蕴含着温柔的诗情,木心也告诉友人,这些画作确实创作于一种欢庆和喜悦的状态之中。

比方说,作为旧社会的遗存,我们那里至少有三个家庭是有过大小老婆的。两家后来拆分了,小老婆出门另过,但还在邻近住着。有一家的大妻小妾,居然还在一个屋檐下。那小妾也已是五十来岁的婆婆了,倒像个童养媳或佣人一样,整天打理家务。常见她颤巍巍地提着铅桶,走过长长的弄堂,到马路对面的供水站去提水。还听大人们嘀咕,你看谁谁谁长得像隔壁的谁谁谁?他其实就是谁谁谁的儿子。有点乱!

2002年至2003年间,木心甚至创作了两批尺寸更小的作品,分别为60幅和40幅,这些新作光彩迷离,充满了美感和原创性。许多作品如同仅一二英寸的缩微手卷,以至于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清楚辨认,但每一幅又都完整而宏大,犹如正在演奏的小乐曲。这些小尺寸的画作,也不禁让人想起他132页的手稿,小小的一页纸上,却写下五千文字。

这也难怪,我们脚下的那片地,据说最早是老福开森路旁的一块墓地。如果搁在当下,肯定改建成街边花园,供周围洋房居民休闲散步了。可后来,有些南腔北调的贩夫走卒来这里安营扎寨,搭搭弄弄,把它变成了一个住活人的街区。既然多是下等公民,彼此的关系就很有些复杂。我父亲1948年底从老家江苏连云港辗转来上海,因为有个表姐住在那里,也前来投奔,混居其中了。

木心曾在杭州艺专学习,非常欣赏校长林风眠的画风。虽然他学的是西画,其实他画的是中国山水,但面目和传统绘画大不一样。他的山水画,孤绝,萧瑟,阴森,还透出一种豪迈永远寂凉的山脉,连绵起伏望不到边,黑夜直达心灵,哪怕是白天,也恍惚是隐约的黑夜。

我家边上有棵桑树,树下就是批斗“四类分子”老陶的会场。那棵树四五米高,小碗口粗,瑟缩在弄堂天地里,算不上枝繁叶茂。树上结的桑葚我尝过,水灵灵、紫盈盈、甜滋滋的,比那时的葡萄、枣子好吃多了。树上长的桑叶,自然是我们养蚕宝宝时唾手可得的喂料。

木心曾说,传统中国山水画是好的,特别是北宋的范宽,是真正能和西方大家平起平坐的人,但他的画不多,好的很少,可一旦好起来就不得了,远远超过同代人和后来者。有评家说,木心的风景画里有北宋山水艺术的精髓。但他的山水绘画中,有范宽,有塞尚,有达芬奇,也有恩斯特、多明戈斯和塔皮亚斯的影响。木心自己曾说受塞尚影响十年,但他也有意识地绕开这些人,保持适度甚至远亲的距离。他曾说,郭熙有点洛可可,董源平远,气还是不长,黄公望变化多,成就却是有限,我的画要和他们不一样。他们的背景有限,虚无啊,缥缈啊,雅啊,什么的,这是太不够了!我想我和他们人不一样,这是最根本的。

这棵桑树是我家对门的老李种下的,想采桑叶就要得到他家人的首肯。因为是远近唯一的一棵,来采叶子的特别多,老李一家不胜其烦,就常常对人家打回票。

木心有言,继承传统的最好办法是颠覆传统。如此强烈的至性之言,或许他想以自己那些非常个性化的作品,来实现年轻时为艺术许下的诺言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

有一个启东老头,住在武康路老陶隔壁的,矮矮胖胖,长着一对鱼泡眼,秋冬经常一顶绒线帽罩顶、一件棉马甲护身。他的孙子,也是我的发小、我姐姐的同学,在纸盒子里养着一拨蚕宝宝。眼见着蚕宝宝嗷嗷待哺,小孩陷入无米之炊,老头心里难免着急,就想在月黑风高的时候,智取那些桑叶了。

某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启东老头出动了。我想,他一定是偷偷进到我们弄内,来到桑树跟前,瞅瞅周围没人,连边上二十四小时繁忙的公厕也静悄悄的,就手脚并举上了树,应该是很快够到了一人多高位置的那些宝贵桑叶了。

智者千虑,尚有一失,启东老头并非智叟,想悄悄来悄悄去,不留下一点动静,是很难的。老李的那位小脚老母亲,凌晨时照例只能浅睡,所以特别机警,在万籁俱寂中听到门外有声响,就披衣起来看个究竟。恍惚之间,老太太看见了树上贴着个黑影,那不是小偷是谁!于是,顺手拿过门口的扫帚,碎着步子冲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帚柄就向半空里猛挥。

启东老头不上不下地攀在树上,屁股上着了鼓点似的棒打,躲不开,挡不了。忍了一会儿,只好讨饶道:“奥打嘞,奥打嘞,再打要坏忒嘞!”他最后怎么下树的,有没有带走几片桑叶,我也没打听全。

话说回来,既然那棵桑树权属老李家,偷采总是“违法”的,小脚老太拿着扫帚柄,狠打爱孙心切的老头的屁股,完全是捍卫自家权利的正义之举。

如果是老李,大概不会那么决绝地对待一个总算是街坊邻居的人。老李喜欢忙另一件事:捡煤球。他常在蒙蒙亮的晨光里起来,端个板凳,拿把火钳,带个破脸盆,踱出弄堂,到马路对面饮食店门外,在那一大堆刚从炉膛里掏出的煤灰旁坐下。火钳开始在煤灰里扒来扒去,将一个个仍星星点点带火的未燃尽煤球,扒拉到老李脚下。火钳头上两片小小的舌头,又忙碌地削去外面的灰,只留下黑黑的煤芯——老李把它们一一夹进破脸盆,凑成小半盆了,才慢慢伸腰起身,颇有收获感地收拾回家了。这时候,个把小时过去了,天光已经大亮了。

老李在邮电局工作,当时,那可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收入也不错。老李的老婆也是从纺织厂退休的,家里虽然养着老母亲和两个读书的孩子,但生活绝对过得去,否则,老李也不会有闲心,自制鸟笼养个雀儿玩玩。可老李就有这么个“嗜好”!虽然在那个年代这不算什么丢人的,但像我老爸,对老李捡这个便宜,就很有些不屑。

我是很为我老爸的心灵手巧自豪的,老爸在酒精厂当锅炉工长,简直是半个工程师,锅炉一般的毛病都找他修。另外,木工活、电工活、泥水匠的活,他都拿得起来,办个宴席,无论婚丧,也撑得住。在需要“自给自足”的时代,老爸绝对是个生活能手。但看到老李用普通的竹子制作的精美鸟笼,亮一亮工匠手艺,我就不由地把老爸看低一点了。

只见老李戴上老花镜,坐在小板凳上,屈起的膝头垫块厚布,用一把普通的宽刃小刀,就能精准地在竹片上剖出一根根细竹条,再用刀刃卡住竹条,反复划拉,就做成了一根根规格一致、剖面圆滑的竹丝。把这些竹丝一一穿进几个钻了一排小洞的竹箍,顶端用一个钮收口,一个鸟笼的样子就出来了。接着就是安上下开的“门”、金属的挂钩等等。老李做这一切,不急不慢,不声不响,不像我老爸有时出个岔,一着急要恨恨地骂个娘。老李的效率也挺高的,才见他开始剖竹条,可两三个半天过后,鸟笼就漆上清漆,挂在他家的檐下吹着风了。

老李家的房子,两层砖木小楼,在那一片破旧简屋里算齐整的,有一回还当了一次电影外景地,梁波罗在那里拍过几个镜头。是什么戏,忘了,我也没看过。那一次,弄堂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我母亲跟我回忆说,当时还到我们家借过些东西,就是日常使用的竹篮之类,当道具。前几个月我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见到梁波罗,说起他曾在我们邻居家拍过戏,梁老师也想不起来了。

老李安徽人,肥东还是肥西,没搞明白,反正口音里是“鸡”、“猪”不分的。他比我父亲大几岁,也是上世纪20年代生人。偶尔他们也一起谈谈钓鱼,甚至结伴起个大早,跑大老远到郊区去野钓。但总的来说,两人交集不多,不像我家隔壁的老陈,和我父亲也是钓友,平时聊得多一点,毕竟他们是苏北大同乡——老陈扬州人。老陈的一辆“老坦克”还卖给了我父亲,不过价格不便宜。

老陈比老李和我父亲都大几岁,面阔鼻隆,口方耳大,一脸福相。不过,老陈有严重的肺病,背有点驼,连带本来也魁梧的身子,显不出高大的形象来。老陈烟抽得厉害,咳嗽多,痰和鼻涕多,两眼似乎也被熏黄了,浑浊。他常常一烟在手,就用拇指下厚厚的肉掌部分,抵住鼻子瞅准墙角擤鼻涕,同时“噗”一声吐出一口浓痰。我们都怕带病菌,连忙小心地躲开。

老陈是个点心师,还是永嘉路口一家饮食店的“头牌”。现在上海街头被热捧的老式葱油饼,我最早就是从老陈那里吃到的,确实,现在买来吃的,样子跟老陈当年做的一样,但味道绝对超不过老陈的平常之作。老陈这个“肺痨”,居然堂而皇之在饮食店干了二十来年,后来还自摆摊头,亲手揉搓出多少进得人口的糕饼,想来有点后怕!

几次听到老陈发牢骚,他说:“我当年如果跟着新四军走,现在肯定是个大干部!”就冲那形象,撇开“肺痨”的因素,老陈也确实可能成为一个体面的人。扬州地近苏北老区,想来也经常过咱们的队伍,可有这么好机会放在老陈面前,他却错过了!

老陈有俩女儿一儿子,老婆很泼辣,骂起人来不管荤腥,让人不忍卒听。她在里弄生产组上班,糊医用注射剂纸盒子,后来到高邮路那边一个窑厂烧砖。老陈也是个集体所有制编制,夫妻俩工资都低,家里日子过得紧。于是,老婆就带着两个女儿,每天天还黑着就起来,到武康大楼后面那家副食品店对面,给买鱼的“马大嫂”们刮鱼鳞,赚点小钱补贴家用。她们因此一身洗不净的鱼腥味,两个女儿就常常要被人鄙夷地骂作“刮鱼鳞的”。不过,我是有点佩服她们的,如此的吃苦耐劳!想想吧,如果是大冬天,寒冻之中,赤手伺弄那些腻心的鱼鳞、鱼下水,搞不好还让鱼骨刺破洒血,是多大的肌肤之艰啊!老陈的宝贝儿子,倒从没吃过这个苦头。

老陈失掉机会就不想再重蹈覆辙了。四十年前顶替政策一出来,老陈赶紧让他进不了学的小个头的儿子,接了他的班。未几,老陈老婆也让她那健壮的小女儿、我姐姐的同班同学,接了烧窑的班。老陈自己,开始用一手点心技艺为自家赚钱了。他搞了辆炉灶齐全的推车,在弄堂口摆开了摊子,卖的就是如今浪得大名的葱油饼,一毛钱一个,很快就吸引得武康路上影演员剧团里的人,也深入生活,跑来买了解馋。我见过郭凯敏、张芝华在老陈的小摊前边等边聊,周围几个看热闹的,指着两个明星叽叽咕咕的。老陈照顾我,我去买葱油饼,他常常不肯收钱,有时我只是走过摊前,老陈还会主动送上一个来。

老陈在某年的春节里,终因肺癌去世了。我代表全家去参加了追悼会,心里还想我老爸怎么不去。那时,我们那条弄堂已拆了一半,老邻居开始散了,本来也算不上太浓的情谊,也冲淡了许多。

再隔几年,那片棚户区就从地图上抹去了。我们家没有加入先过渡、再迁回的行列,直接搬走了。我把那里的许多人和事,封存在记忆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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