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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陈同生,毛泽东传

来源:http://www.mummyrent.com 作者:凤凰彩票网-凤凰彩票平台【彩票预测最准】 时间:2019-09-03 02:30

  本星期一起接连开了五天上海市政协第二次全体大会。所有的会议,连小组讨论,我都参加了。原有委员275 人,此次新聘87 人,共362 人。又邀请各界人士列席467 人。会场在中苏大厦的“友谊电影院”。会议非常紧张热烈。报名发言的有181 人之多,因限于时间,实际发言的仅69 人,其余都改成了书面发言。我提了一项议案(大会总共收到的议案不过25 件),一份书面发言。我原打算只提书面的;二月初的扩大会议上我已讲过两次话,这一回理当让别人登台。小组会上大家提的意见不少,大会发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一个旧国民党军人(军长阶级)樊崧甫说得声泪俱下;周碧珍报告参加我国民间艺术团今春访问澳门演出的情况,港澳两处的侨胞的热烈反应,真是太动人了。我禁不住在会场上流了泪。好像我自己就是流落在港澳的人的心情。这样的激动,近几年来只在听某些音乐时才会有。当然也有许多八股,拉拉扯扯占了一二十分钟时间,全是自我检讨,左一个保证,右一个决心的空话。归国华侨、牧师、神甫,也都有发言。华侨的爱国情绪特别高,说话也很实在。有一个上海评弹(即说书)艺人,提的意见特别尖锐,他说:“我们要领导给我们干部,要强的干部;吃饭不管事的干部,我们不要,我们不是养老院……”这样的话,在这种场面的会上是破天荒的。主席台上的人都为之动容。……这样的民主精神是大可为国家庆贺的。可惜知识分子(此次邀请列席的以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勇气。会上对于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也有不少精彩的言论。大会主要讨论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拟订的《1956—1957 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里面对于今后对上海知识分子的安排,有32 条具体规划: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改善党组织与现有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以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二)扩大和培养新生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列主义学习加强领导与安排。第(一)项已经有一部分事情实行了: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约有一万人,先照顾其中的3,000 人,例如调配房屋;使知识分子能有一间安静的书室,上海房管局已拨了500 所住房,陆续给一些居住条件特别坏而研究有成绩的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又分发恃种“治疗证”,可在指定医院当天预约,当天受到治疗:又分发“副食品(如鱼肉等)供应卡”,向指定的伙食供应站去买,不必排队等候。(这两种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如何重视知识分子。只因为客观条件不够,暂时只能从高级知识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开了半个月会,召集各机关、学校、团体的党团干部近万人学习这个政策,要他们接近知识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对研究工作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大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表示为了报答党与政府的关怀与照顾,要加紧努力,在业务与思想改造各方面积极提高自己。这些消息你听了一定也很兴奋的。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改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双方面的,决非片面的。所以我预备写一系列的短文,挖掘并分析知识分子的病根,来提高大家的觉悟,督促大家从实践上痛下功夫,要说到做到。本来我在文艺方面想写一些书评,最近看了二十几种作品,觉得还不能贸然动笔;作品所描写的大半是农村,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少数是关于工厂的;我自己对这些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光从作品上批评一通,一定是有隔阂的。所以想慢慢的出去走走,看看,多观察之后再写。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第一节 “事久见人心”

建国初年,百废待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上层建筑,尤需实行大的变革。那时对大学这样最高学府,党和政府如何实现对其领导,可得认真对待。因此对大学这样知识分子历来的领地,“庙大神多”,党都派了得力的干部来加强领导。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就是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干会议时,1953年12月,陈毅的人生旅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0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整”陈毅,破坏他和华东同志、中央同志关系的饶漱石,其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真面目终于被揭露了。陈毅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人为障碍排除了。

过去的上海医学院,由颜福庆创办并长期担任院长,其社会地位不低,上医又是国内外都有影响的大学。当时党派来的陈同生同志是文化人,政治水平高,党委一班人还有市委书记魏文伯夫人李静一、长征干部刘涛、张亮等人,形成一个很强的领导班子。可谓兵对兵,将对将,旗鼓相当。但新社会秩序的建立,又经历了沉重的阵痛。建国初年的三大改造、五大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并不那么理解。大学里搞得最彻底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那场运动,几乎教师都成了被帮助的对象,而学生和少数青年教师是革命的动力。教授、专家人人过关,接受帮助,改造世界观。一些人情绪有抵触,一些人被整得灰溜溜。但也的确有一些老知识分子通过运动,提高了思想觉悟,改造了世界观,向党交心,决心跟党走,建设社会主义的。学院党委抓住了这一批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医学院,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工作,彼此间相互了解,思想上的磨合,都大有改进。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陈同生同志大会上一篇报告、一次动员,就能得到积极的响应。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泽东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话。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我到医院工作后,立即感觉到前辈专家、知识分子那种意气风发、投身建设、努力改变国家贫穷、科学技术落后的精神面貌。紧接着就在国家建设计划开始之际,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与此同时,又决策“大量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在学术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更大大地推进了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步伐。使他们爱国、报国、奉献社会,建设好祖国的潜能极大地迸发出来。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①,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陈毅与毛泽东的来往,相对来说是比较随便的。陈毅常向熟人谈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一件事。那次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当晚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见面就说:“对不起啊,我没来接你。”陈毅很感意外,他从来没有过要毛泽东亲自去接他的念头,便问“怎会有这么个问题呀?”

我读大学之时,学校还没有招研究生,那时到欧美深造的“门”都堵了;只有少数人能到苏联留学。我到医院之年,许多老的专家、教授都开始带研究生了。就连我所在的神经精神科这样的小科都培养研究生了。那时学院还有苏联专家,但他们只起顾问作用,随之,也就撤走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事业建设,只有靠自力更生一途。此时我在医院的感受,倒是乐观的,心里更踏实。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毛泽东说明,他亲自到火车站去迎接过宋庆龄、张澜、李济琚程潜,没有顾得上去接党内的一些老同志。

那时,国家对学校的要求高了,除扩大招生外,科研任务也大大加码,知识分子不愁没有用武之地,国外的一切援助,包括技术支援,几乎全部泡汤、无望。上海是基础较好的城市,更有支援全国的任务。每年除了“请进来”的培训人才、帮助提高,还有“走出去”支内、支边、支援全国各地的任务。一次,全院大会上,陈同生作了动员,学校一项大的援内任务,在四川省重庆市建立医学院,那是“老母鸡孵小鸡”的办法,建立“子校”,任务繁重,教研室40%的人到重庆,人员新老搭配,还必需有党员、积极分子,其他部门,人员相应配备,酝酿好了,报上名单审批,要大家顾全大局,认真落实。他是四川人,说话干脆,斩钉截铁,所有部门都不敢轻慢。好在那几年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思想工作及党的建设都已有些基础。当时我所在的我华山医院,院长、内科专家钱悳已经入党,被指派为组建“重医”的领头人。那时党员还不多,医院只能设基层支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来,支部更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建党的工作。当时我是医生组的党小组长,负责神经科、精神科、神经外科、皮肤科四个科,每个科发展了党员二三名,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国内有影响的教授就有皮肤科的杨国亮,神经外科的史玉泉,神经内科的王新德(后调北京医院负责中央保健工作)、研究生王可嘉(后为湖南医学院教授),还有秦震(现为终身教授)、吴绍熙(后输送江苏省)都是在那时候发展入党的。这就大大地加强了党对业务的领导,保证了各项中心任务的完成。特别是重庆医学院的建设,顺利而迅速地完成了。1958年春,我出差那里,学院已初具规模,正常运行了。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陈毅哈哈大笑。毛泽东也笑了。

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在大学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党的工作者,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这方面陈同生同志十分令我信服,他不仅善于做老专家、教授的工作,对青年学生中的思想倾向也十分关心。他亲自抓学生思想教育,找学生干部谈话,布置任务,学生会的广播站,他也亲自去检查、指导,十分深入。其实老教授思想工作做好了,他们的进步、为人,又能影响和带动年轻的医、教人员,带动后来人,他们更能发挥榜样的作用。党和积极分子队伍的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医教工作,他风趣地说,我们就是要“赤化”教研室,后来党员进入业务领导层,更解决了“党指挥枪”的业务领导问题。由于党群关系较好,“反右”之时,上医师生,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右派”特少。陈同生同志很善于做思想工作。他作报告,不照本宣科,都用自己的话,平易近人的语言,讲清道理,让人易于接受,而且有条不紊。这当然与他的人生历练有关。他以往是文化人,做过记者,写一手好文章。他的革命回忆录,改拍成电影,他与文化界的人士,十分熟悉,后来他调任市委统战部长,还兼医学院工作,更加扩大发挥了他团结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不过这次玉泉山谈话,一向直爽的陈毅却没有一开始就说真话。因为毛泽东在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忽然向陈毅问起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来。饶漱石长期与陈毅对立,近年来陈毅更发现他的许多问题;但是此人当时已调来中共中央组织部任部长,他和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当前的关系如何陈毅全不知情。延安时毛泽东为维护团结制止他谈饶漱石的情景犹在眼前,因而陈毅觉得不宜直捅出来,便按在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却见毛泽东表情淡漠。陈毅告辞出来,遇到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陈毅因为心有疑问,便对他说起此事。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有触动,当即回到毛泽东房里,向他说明自己的思想过程。据陈毅的《流水日记》载,他把自己所接触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和盘托出。

除在学校数年对他为人的了解外,我和陈同生同志还有一次亲切深入的接触,令我至今难忘。那时我的父亲每年开人代会或文代会后,常绕道上海探亲访友,与上海的新朋老友常有聚会。一次陈邀请文艺界朋友,除巴金及夫人萧珊外,文联有孔萝荪等,我的父亲也在邀请之列,因知我和妻子都是上医人,也就连带邀请了。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吃的方面当然是得到了一次难忘的享受。宴席上,我们属小辈,有些拘束,他则是问长问短,又知我爱人是小儿科的,更希望我们能提供些医院情况,但我们没谈太多东西。他不仅对我的老师夏镇夷的情况详加评述,还谈到学院的徐丰彦(生理学家)、苏德隆(流行病学家)、张昌绍(药理学家),都十分熟悉。对学院的强项、优势都深有了解,如数家珍,甚至对这些教授发表的论文都能道出名目,令我惊叹。

  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②

  从后来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来看,最使陈毅反感的是饶漱石近年来常在陈毅耳边说刘少奇的坏话,说他自己很早就拥护毛主席。

当然,宴席上谈得更多的还是文化界的情况,我的父亲和他们三十年代都在上海呆过。自然就谈到当年的熟人、熟事,其中谈到了田汉、安娥,谈到郁达夫,郑振铎……,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这些名人许多我所不知的细节问题。这次宴席,不只是让我解了馋,他们的言谈更让我终生难忘。他的人格魅力,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宴请地方是“上海大厦”,吃的是镇扬名菜,最后还把一些精致点心让我们带回给孩子,对这样的长者,怎不让我肃然起敬怀念终生。“文革”前他已较少到学院了,精力主要放到统战部工作,故对其“文革”中的遭遇我知之不多。倒是巴金先生“文革”结束后去北京开文代会,我参加卫生部科学大会,都在一个宾馆,还见了次面,谈了些情况。而对我的老校长、老书记陈同生伯伯的追思怀念,我还不能写篇完整像样的文章,也只好永远埋在心底了。(作者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教授)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他看到刘少奇不行了,就想表明他不是刘少奇培养的。陈毅当然清楚,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回中央,由饶漱石接替刘少奇代理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使他从此掌了华东大权。现在他竟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实在使陈毅寒心!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③,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陈毅倾吐真情以后,毛泽东点头欣赏,并把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高、饶先后在中央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上发难,攻击刘少奇、周恩来,分裂中央,直至通过私下活动要由高岗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改换总理人眩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这次专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的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1949年10月,各大区都由大军区的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两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推辞说让饶漱石当。毛主席吩咐让华东局同志们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北京,毛主席问起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才骗取毛主席的批准。他又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所有的大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高一头了。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毛泽东风趣而深刻地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毛泽东还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后来,陈毅又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一起,应召到毛泽东处专门讨论高、饶问题;并列席1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增强党内团结的决定》。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毛泽东把对高、饶的斗争布置妥当,便出京休养去了。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受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委托向全会作了政治报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陈毅也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他谈了对围绕高饶事件展开的这场党内斗争的认识,提出不仅仅处分几个人,而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时,也坦诚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诚挚地向陈毅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这使陈毅十分感动和振奋。据宋时轮、张爱萍等回忆,陈毅当时在同华东将领一起用餐时报告了这个动人的消息。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66位中央及大区的领导人发了言。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3月4日,陈毅又与周恩来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2000余高级、中级干部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饶漱石整陈毅,是借陈毅在红四军时两次接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历史事实作为口实的。陈毅在揭发饶漱石时,联系到红军、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以及华东军政委员会时期的实际,揭露饶漱石一贯来造谣作假、挑拨离间、玩弄阴谋诡计的种种事实;同时,也诚恳地作自我批评。陈毅的报告长达7小时,生动坦白,留给大家深刻的印象。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至此,压抑、纠缠陈毅10多年的公案大白于全党了。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南巡中将路过太湖之滨的无锡。当时,陈毅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闻讯即赶赴无锡迎候。当日,把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次日,毛泽东即邀陈毅去谈话。此次谈话,气氛格外融和。他们聊到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假象与本质等等。据陈毅日记载,有一句话特别触动陈毅,这是毛泽东说的:“伸手岂止高饶”。毛泽东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陈毅自己是不向党不向人民“伸手”的。他调动工作,从不带自己的“亲信”;党分配他工作,他从不讨价还价;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他还推辞,结果被饶漱石“伸手”抢了去。但是陈毅仍然觉得应该警惕,特别是自己现在出头翻身的时候。从毛泽东的这句话看来,党内斗争的风浪,今后还将大有起伏呢!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因而,陈毅在“仲春”和张茜回到南京故居“旧筑”的时候,其心情既感奋又审慎。他写了4首“感事书怀”的诗,其中到处可见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句子:“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后车善择途,前车一再覆。”“心情承见问,春来冬尽,克奏肤功。向大泽深山,擒伏蛇龙。回溯廿年纠葛,知早有伏迹藏踪。须牢记,无情历史,利己必凶终。”“幸得长期培育,每愧过失多。晚节自珍惜,日月走如梭。”特别是第4首七古,标题直接就是《手莫伸》,其辞句涵义更为显豁,可说完全是对毛泽东“伸手岂止高饶”的回答和信誓,其政治态度十分明朗。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在这时期,陈毅还做了一件大有利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事。解放军全军在学习苏军经验时,有些人认为不必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可以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在强调正规化时,表现出削弱军队政治工作的倾向。于是,1953年12月召开的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上展开了讨论,会后,中共中央决定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毛泽东指定由陈毅、谭政与罗荣桓一道主持修改工作。陈毅从1927年开始就是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建设者之一,参加过古田会议决议的制订,对这些问题体会至深。当时,在东交民巷开会讨论,陈毅作了内容丰富的讲话,特别是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由来和发展,讲得尤为深透。后由姜恩毅等先起草了“总则”。“总则”由陈毅、谭政审定,由罗荣桓上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交给陈伯达修改,陈伯达却出了错,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给划掉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毛主席又亲笔改了回来。在陈、罗、谭主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很快完成。1954年4月15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实行。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4月1日,华东局扩大会议开幕。谭震林主持会议,首先由陈毅传达四中全会的精神。陈毅的发言一上来就很有特色:首先传达的真是四中全会的“精神”。他密切联系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实际来讲党内斗争的规律,以便同志们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四中全会的内容。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陈毅发言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要运用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和影响到党内的原理来学习与传达四中全会的内容。”他说:“按照事物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为其对立物的原理,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队伍中分化出一部分人来,同样的,资产阶级也可以从我们队伍中分化出一些人来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在这个题目之下,他联系思想认识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历史久、功劳大,为什么会反党?”“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无组织联系?是不是他们派进来的?”“斗争是不是过火?”“高、饶都集中反对中央某几个领导人,这些领导同志是否也有缺点?”“高、饶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他们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因此他们的反党思想是有其一定的市场和基础的。”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联系本身进行检讨,要有分析,要正确掌握界限,”“‘知人不易、知己亦难’,不要迷信别人,也不要迷信自己。”对这些问题,陈毅都作了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指出主导的方面。陈毅发言的第二个内容是“根据四中全会精神,来谈一谈我自己的问题”。而后,4月10日、11日,他才作对高、饶反党联盟揭发批判的长篇报告。这样的传达报告,给大家的启发就更大了。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上谈到三反、五反、高饶联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来分析了这些运动和事件,指出都属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改造;新旧社会制度交替,必有一部分人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毛泽东这次又在较大的范围内提出“伸手岂止高饶”。这些谈话对陈毅的触动颇大,引起他的思考:自己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与毛泽东的讲话对照起来,就显得肤浅,不敢说已从理论上说明了问题。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④

  毛泽东深谋远虑、精细过人,对于他要任甩的人尤其注意。他不但看了陈毅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而且认真地阅读了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在6月8日夜颐年堂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多的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说到陈毅的发言和报告,大加赞许。他说华东局扩大会陈毅的发言,已能概括,有点理论了,只是其中有一点尚须与他谈一谈。又说四中全会的陈毅发言他也看了,认为很好。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研究,他感到党与这些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影响极大。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教员。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⑤四月十一日上午,他在颐年堂请了几位党外著名教授、学者座谈,有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郑昕,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岳霖、贺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等。开会之前,他先在中南海游泳池同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周谷城谈了一会儿,周也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座谈会开了近三个小时,中间请客人吃了便饭,气氛轻松自然。

  陈毅有志于学习和运用革命理论,为时久矣。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时期便已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0多岁在北京的时候便已开始在报上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论战。三年游击战争那么艰险的环境,他还在研读列宁的书《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有充分的自觉。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四月十九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1929年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是自觉地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他在华东局扩大会上的发言中说自己“对理论有兴趣,也可作些理论研究工作,但钻得不深。”现在听了毛泽东的评价,更觉于心不安,在日记上写道:“入党31年矣,进步仅此,有何可以自负之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⑥

  6月22日,毛泽东邀请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共进晚餐,谈论工作。毛泽东谈到山东、福建问题,反党阴谋案件问题,同意陈毅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方针。这一次谈话气氛亲切,话题广泛,《聊斋志异》中《席方平》、《公孙大娘》的妙处也谈到了。行前毛泽东说了两句具有总结意义的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高饶联盟彻底查清后向陈毅说这两句话,含义当然是深长的。陈毅说他近日内要回华东。毛泽东约他离京前再谈谈。

  这个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最近两个月反复讲述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6月26日中午,毛泽东电邀陈毅同他一起去玉泉山别墅。刚刚落坐,毛泽东便兴致很好地拿出4月1日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上发言的记录稿来,称赞此文言之有据,概括正确,有理论味,同时也指点几处欠妥贴之处。毛泽东说全文赞成,只提个别意见,希望今后多搞理论工作。

  事情变化多快呀!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陈毅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修改建议,并说学理论多年有志于此,当勉力去做。陈毅琢磨着毛泽东的话,试探着要求最好派他去马列学院工作。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毛泽东显然早已胸有成竹,直截了当地说:“不,不要去搞学院工作,希望今冬与震林同来中央工作。”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⑦

  6月27日,陈毅离京南下,心情很是激动。整整24年了。1930年,古田会议后不久,陈毅便离开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此后一直在“下面”,在省区、在大区工作。如今要到中央,要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了。陈毅眼前展开一片广阔的前景。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⑧

  第二节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毛泽东讲话说:

  早在1952年夏,中共中央为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就决定逐步缩小各大行政区,并集中一部分负责干部到中央工作。当时陈毅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央这一决定,并提出:“我想仍留南京做部队工作并就近协助华东和上海。在将来必要时调我到北京工作我亦愿意。”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现在这样的时机成熟了。中共中央已经有了内定。1954年9月3日,陈毅作为上海市选出的人民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27日,人代大会隆重选出了国家主席,产生了国务院总理。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又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9月29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委员会,研究总理和几位副总理的分工,会上作出决议,陈毅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华东局于10月19日致电中央,建议仍由陈毅兼任上海市长。中央10月28日复电同意。)陈毅后来在1958年4月17日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说:“我调到中央就是准备做外交工作的。”但是,外交战线和外事口任务繁重,情况复杂,不是一下子能担起来的。于是陈毅一面“见习”外交工作:出访外国、出席国际会议、接待外宾、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一面就担当起常务副总理的责任。在10月31日的国务院常委会上,还确定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也参加国防。常务副总理以“常务”为专业,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公务,已经够忙了,还要分工兼管几个专务,真是百事丛集。后来又兼管国务院“八办”的工作,还得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家打交道,抓公私合营的复杂工作。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好在陈毅斗志旺盛,精力充沛,头脑灵活,所以即使是对他不大熟悉的工作,也能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处理。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1954年10月28日他访问东德回来,一方面亲自参加撰写整理《关于德国问题的材料》、《出国见闻》等出国考察报告;一方面就投入国务院的工作。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于11月22日在北京召开。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

  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联袂去广州休假,陈毅是国务院分管政法的,内务部长当然在会前要把准备好的会议文件送给他审阅,这就使他遇上麻烦了。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内务部负责人汇报:这次会议以讨论政权建设为中心。主要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了宪法后,如何贯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待在会上统一认识。因为虽然有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了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有了这样的权力机关,执行机关,许多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常常不注意发挥其民主议政和执政的作用,甚至会议也不按时召开;重要工作,常由党委(或政府)召开三级干部会或一揽子会去布置、讨论和贯彻。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还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纷纷建立以后,和乡政权的关系弄不清楚,对乡政权运用不够好。有的人误认为“互助合作发展了,乡政权就失去作用”;甚至发生过农业生产合作社侵占乡政府的房子,取下乡政府的牌子,把乡政府房子改为托儿所等情况。民政部门的任务,过去常偏重于优抚、救灾和社会救济的工作,对于事关人民民主的政权建设倒不够重视。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所以,这次会议,内务部提出的《1954年民政工作总结和1955年工作任务》的主要文件和闭幕词稿子中,都强调了“民主建政”,以抓政权建设为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①内务部负责人说明,中共中央的政法领导小组也是这样指示的。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陈毅一贯重视民主,1929年他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中写到“群众割据”,就写下了“群众??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而反对群众“成了红军的老百姓”。对于政府工作、群众工作中采用军队的一套工作方式,他也是有感受的。内务部提出来的问题又确是存在的,因而,陈毅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同意了会议的方针和文件。遗憾的是中央主要负责人都不在京,无法请示报告。会议开到两周的时候,内务部作了会议情况报告。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陈毅对会议情况表示认可。但过后一想,对于“民主建政”的提法和会上争论的一些问题发生了怀疑。因为中央从来说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没有提出过“民主建政”。而且按内务部文件的倾向,民主建政就该民政部门来管,民政部门主要的工作就是搞政权建设了,政府的一个部门来管政权建设这样的大事,妥当吗?

  毛泽东最后表示:

  陈毅觉察到有问题,立刻向董必武、彭真等“老政法”请教,得到的回答是在全国第一、第二次民政会议上这些问题就有争论。据说有的干部还主张内务部有权召集省主席、县长会议,要管县长的委派等等。陈毅越加感到问题不简单。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⑨

  问题提出来了。要解决却颇费思量。内务部长期管民政工作,再加有党的政法领导小组的指导,自己刚刚走马上任,就能比别人高明?会期过半,临时改变会议指导方针和议程必然造成思想混乱,又怎么解决?特别是怎样才是正确的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解决。陈毅出席会议,和与会代表们交换意见,心里渐渐地有点数了。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这时正好毛泽东、周恩来休假结束,回到北京。陈毅在12月17日向周恩来汇报了这次民政会议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明确的支持。周恩来指示:“民主建政”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内务部应主要管优抚救济工作。要把问题摆开,彻底搞清楚。

  五月五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陈毅又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得更透彻了。毛泽东说:宪法公布以后,内务部还想要管建政;救灾、优抚那么重要的工作不去管,很不好,这个问题要讲清楚。“民主建政”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政府是权力机关(按:指人民代表大会)的儿子,它凭什么去建政呢?中央有些部门搞了好几年,究竟该管些什么事他自己也不清楚,糊里糊涂的。现在你搞这个工作,我要告诉你这一点。

  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毛泽东的批评很尖锐。陈毅在1955年3月3日国务院第6次会议上回忆这段对话时说:“这个指示首先对我是当头一棒:我到国务院来是副总理,我也要考虑到底干什么。我听了这个指示也搞得很紧张,对我有很大启示。”

  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无情的现实是: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已告结束,各地代表要打道回府了。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一个大胆的、没有先例的决定作出了:代表们暂不离京,会议重开。

  针对信中提到的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陈毅立即召集部长、副部长以及其他有关的领导干部们做工作,开座谈会。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反复作了说明。接着又分别召集各地代表连续开小型座谈会。一连几天,内务部和各地代表们围绕民政部门的任务反复讨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澄清了混乱思想,重新商定了1955年的工作①陈毅:《在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12月26日。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

  方针。

  批语说:

  1954年12月26日,陈毅在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发言,对这一场争论作了总结。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

  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权建设是谁的事。陈毅在发言中说:“大家要知道政权建设工作从根本上说,这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来进行的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事,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事;这样的事决非民政系统所能包办得了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由它来领导办理。”民政部门在政权建设方面是要做工作的,那只是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建议;而应把优抚、救灾、社会救济等事关亿万人民利益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①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毅还从理论上对“民主建政”的口号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权理论只提民主,不提专政,是为了用“民主”来掩盖其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我们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少数反动分子的专政,是正义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我们主张取消‘民主建政’的错误口号,回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口号。”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3页。

  陈毅十分注意辩证法,两点论。他在透彻批判的同时,也充分肯定1954年民政系统很大的成绩;也指出有些地方对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运用政权去领导各项建设,认识不足,做得不好,甚至不按照法律规定办事,轻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是应该批评和加以提醒的。民政部门在这些方面提出建议,促请党委和政府注意,是应该的。

  ③见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

  显然,这样的解决,符合中共中央当时的大政方针,符合毛泽东主席的想法,也符合公布不久的宪法的规定。

  ④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

  陈毅在紧张地主持着民政会议转轨的同时,他还得分出许多时间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两个全国性会议的掌握和筹备。这两个会都是要“吵架”的会议。一个是1954年12月5日到1955年1月8日的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另一个是1954年12月30日到1955年1月5日的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这两次会都涉及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特有的朋友——民族资本家们。

  ⑤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本来,国务院分工不该陈毅来管,可是中央指定他召集。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手稿,1957年4月19日。

  这显然是因为他从1949年5月以来一直在上海这个资产阶级最密集的城市,一直在与资产阶级交朋友、作斗争的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显然也是中央对他在上海创造性地执行私营工商业改造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就的充分肯定。的确,比起处理“民主建政”来,陈毅在私营工商业问题上有把握得多了。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3页。

  不过,这毕竟不是上海一个局部,而是全国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国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改造的大问题。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当然是为了讨论怎样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就是说1955年要把多少私营工厂变成公私合营工厂,1956、1957年又怎么样,怎么组织领导?可是会议开始后,各地代表,特别是上海、天津、沈阳等地的代表反映一大堆问题。最集中突出的反映是现存的私营工厂生产发生严重困难,一些主管工业和原材料的部门有只管国营,不管私营,只管企业合营,不管生产安排的倾向,定货任务不给私营厂,象第一机械工业部60万部水泵的生产任务全分配给了国营厂,私营厂一部也捞不到。私营厂接不到定货,搞不到原材料,就要停产,发不出工资,有些工人就向党委请愿。

  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还有就是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工作中的急躁、简单态度。

  ⑩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本来改造应是逐步进行的,有的干部却抛开“逐步”,而想“一步”完成改造;有的企业一搞公私合营,马上搞一长制,把私方搁在一边;有的只愿意接收资本家的企业,不愿意安排教育资本家的人。资本家说怪话:“干部昼夜忙,资本家晒太阳。”“公方是直达快车,私方是虚设一站。”“房子越住越小,汽车越坐越大。”

  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①

  还有就是搞公私合营工作的、到合营厂当公方代表的干部中,有不少入学习不够,质量不高,并且不安心工作,说是“到156项建设单位工作的是优秀干部,搞公私合营工作的是‘生锈’干部。”许多地方并且没有专管公私合营工厂和干部的部门。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这种种情况,特别是生产没有统一安排、公私未能兼顾的情况,如不迅速切实地解决,公私合营的工作难以扩展,计划当然难以制定。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陈毅当然很理解这些情况,而且敢于向中共中央如实反映这情况,他是不怕按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去关心和照顾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

  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②

  陈毅很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问题:陈云听后便约“八办”的干部去谈;因为这些问题牵涉面太大,陈云又约陈毅及“八办”许涤新等一起向周恩来详细汇报。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五月四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问题展开了,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陈毅指出了几个倾向,特别认为“目前批评一下不统一安排是十分必要的。”周恩来完全同意陈毅意见,并指出:我们的主要缺点,是在处理私营工商业及资产阶级的问题时,既不研究情况,又不同人家协商,也不估计后果,就片面处理。

  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同时,也不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而是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指示说:

  毛泽东指示说:公私合营就是去解决矛盾的,把私方利益纳入公方之中。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私营工业有很大的积极性和消极性,把它和公方拉在一起,加以调整,发挥它最大限度的积极作用,消除它最大限度的破坏性,达到解决矛盾。很明显这个工作乃是总路线的很重要的部分。在工业中,原料和定单(生产任务)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

  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

  陈毅在1955年1月7日传达了这些指示。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③

  毛泽东还指示陈毅召集资本家开座谈会。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陈毅更把会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向直接领导这次会议的陈云报告。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陈云在12月31日于中南海怀仁堂向会议作了《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的报告,对会议的顺利进展起了很大作用。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1955年1月7日,陈毅代表中共中央给会议作了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强调了统一安排,统筹兼顾,还强调了既抓合营工业的企业改造,又抓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总结报告贯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成果,对一系列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并确定了1955年的扩展合营计划和1955年到1957年的扩展合营计划。

  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用的底本,是胡乔木的整理稿。三月三十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的工作拖了下来。胡乔木的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把一些过于口语化和内容重复的地方尽量删掉。随后,他又送过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的基础上进行的。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陈毅邀请全国政协的工商界委员63人,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出席扩展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代表一起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会议在一周内开了4次。开始,有些工商界委员“摸不清行市”,抱定“哑巴进庙,光叩头,不开口”的态度。陈毅在会议上鼓励启发,在会外通过工商联、民主建国会进行酝酿,陈毅自己并与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等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交谈。结果“发言者由迟疑而踊跃,最后两次会议上则大有争先恐后之势。”最后由陈云作了有关调整工商业公私关系方针政策的报告,还说国营厂要“吐”出一部分任务来照顾私营厂;由曾山、吴波、许涤新等回答问题;陈毅也多次发言,并在会上向党内干部指出一定要重视协商。这样,工商界代表普遍情绪高涨,对共产党更加信任,而且提出资方也要作自我批评,说“收获超过想象”。

  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中。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补充,主要来源于他在二月二十七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以及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得出的一些新的判断。

  1955年3月14日,陈毅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共中央在3月17日将这两个报告批转全国,“即希认真研究组织贯彻”。中共中央对于报告中所强调的“努力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给予特别重视,指示:“目前的情况是重视对企业改造而忽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这是必须纠正的,两者应同时抓紧才好。”陈毅在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写道:“组织工商界代表人物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同他们进行充分协商,就是将阶级斗争引向公开、合法的斗争。只有积极地领寻和掌握这种公开、合法的斗争并适当处理他们的合理要求,批判他们的不合理要求,才有利于制止和堵塞各种隐蔽、非法的斗争,并克服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抗与破坏。”这一经验的取得无疑对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阶级关系处理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说:“这是一个正确运用政协这一统一战线组织来处理国内阶级关系的范例。”

  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七日,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

  1955年3、4月陈毅主要的任务是外事,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这在下一章《外交风云》中将系统地叙述。但这里先提一件“内事”:筹备出国时,周恩来突发急性阑尾炎,住进北京医院,政治局即在北京医院开紧急会议,批准进行手术。3月15日晨,邓小平通知:因周恩来刚刚动了手术,决定他不出席中共中央将于3月21日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如4月中旬不能出席亚非会议,拟由陈毅率团出席。陈毅痛感“中枢负责人健康关系甚大,替人最难,并急切难于接手”。陈毅为此极其认真地作了一番准备,为他后来在万隆做周恩来的主要助手打好了基矗从印度尼西亚回来以后,5月10日,周恩来召集陈云、习仲勋和陈毅3位副总理再次研究分工问题,确定陈毅分管国务院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

  在这一稿上,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确定了十二个题目:(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个基础。

  对于科学,陈毅是深知其重要性的。他十五、六岁的时候,曾经是“科学救国”的信奉者。后来接受了革命理论,知道了救国须主要靠革命,但要使祖国富强,科学还是极重要的工作。尤其是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科学的作用更加伟大。陈毅曾大声疾呼:“我们过去要有一支军队,现在搞建设需要科学研究。”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一到国务院,他就分管科学院和科学技术。在军内,他也受命兼管国防科学技术。1955年9月27日,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陈毅元帅当时要关心的正是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改进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和战术技术。1955年国庆节,陈毅和老帅们一起,穿上元帅礼服佩带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登上天安门城楼。陆海空军的方阵和百万群众的海洋使党政军领导人十分激动。毛泽东感叹:这一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已完成组织起来的任务,今后的任务是如何把自己装备起来。陈毅大有同感。

  第一节“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加了关于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还增加了一大段关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这是毛泽东此次修改中的重要补充,提高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此一概括,甚为正确,工业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即解决装备之唯一途径。”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是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的。

  他对科学技术的关心正是为了“装备”中国人民和军队。他对原子能的研究和开发特别重视,积极着手从和平利用原子能,建造原子反应堆做起,从科研、选矿到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为后来原子弹、氢弹的研究制造,为核反应堆、核电站的建设,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第三节“关于农业合作化”,改动最大,有些段落被整段地改写了。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先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曲折困难,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些论述,都是这次新加的。

  1956年2月,陈毅就任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为副主任。这是党内领导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受到中共中央的特殊关怀,有事可以直接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请示报告。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科学规划委员会在这个阶段着手抓科研机构、科研队伍的建设和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工作。这部40万字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个大工程。编制过程中,百家争鸣,气氛极为热烈。最后博采各家之长,集思广益,搞成了一个既具远见又比较切合实际的规划,成为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纲领性文献。由于党和国家对科技的重视,这时的科研机构由解放初期的40多个发展到380多个,研究人员已由那时的几百人增加到9000多人。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陈毅对科学的重视特别表现在他对科学工作人员的尊重。他多次深入科学院各部检查工作,登门拜访科学家。张劲夫被任命为科学院党委书记,来见陈毅,说自己未于过科学工作,不知该怎么办。陈毅告诉他:这很简单,你若是当部长,司长来看你。你当科学院的领导,就该你去看所长,看科学家。他自己,就是用这种当小学生、当勤务员的精神来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来为科学研究服务、撑腰,直到1962年他在广州会议上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脱帽礼”。

  第六节“关于节约”,主要增加了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的内容:“我们必须建设少数规模大的现代化机械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的工业强国。但是大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发展,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应当力求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由陈毅来主管外交已进一步明确了。在10月28日召开的科学规划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科学工作交由聂荣臻主管的决定。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第三节 第一部“农民宪法”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中共中央召集的盛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一时间,“小脚女人”的形象比喻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8月1日,继续在怀仁堂开会,邓子恢对农村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各地代表踊跃发言后,毛泽东作了结论,鼓励领导好农业合作化运动,要求全面规划,大胆发展。

  谈到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时候,补充了一段:“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条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矛盾,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化建议,仍然是经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发生矛盾,也需要有一个鉴别的时间。”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春,农业合作化成为全党全国的主要工作。9月7日政治局开会讨论,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信。9月11日,陈毅这位并不分工管农业的副总理也应召去毛泽东处开会,农业合作化是主要议题之一。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性发言。陈毅在会上的发言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完全一致。11月24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委工作会的闭幕会上的讲话,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思想落后于实际。陈毅听了这个讲话很受鼓舞,“觉得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己在掌握中一样”,在他的日记上表示“要把这股情绪变为实际行动,一步步把工作做好。”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这样的话:“我们提出让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并且互相监督,只许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这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陈毅这种积极热情的政治态度很为毛泽东所看重。所以当“农业十七条”征求了意见以后,需要大大充实、修改和审定修正稿的时候,毛泽东指定陈毅参加。

  这一节,在后来又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一般人只认为陈毅的“业务”是打仗、部队党政工作、统战工作、外交,很少把陈毅同农业、同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起来。陈毅是“洋”的不是“土”的。其实,知陈毅者,毛泽东也。毛泽东知道陈毅干过“土改”、在土地问题上有正确见解,由来已久。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④

  陈毅留过洋,但也种过田。在湘南起义之前就在赣西南山区领导南昌起义余部帮助农民劳动,做群众工作,打土豪,恢复农会。1928年1月湘南起义后,他又在郴州一带领导农民插标分田。特别是1930年起,陈毅作为红二十二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从事土地革命颇有经验。至今保存的毛泽东1930年11月8日所写《东塘调查》和1930年11月15日所写《分青和出租问题》中多处说到陈毅。《东塘调查》中有:“7月15日南路扩大会,陈毅提出8个纲领,如马上分田插禾,抽多补少”;“陈毅开了9天会,决定了详细的土地法”。《分青和出租问题》中写道:“1930年11月15日,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吉安开了一次扩大会,到会的人除省委常委外,有??各县的苏维埃主席及二十二军陈毅同志,我代表总前委参加这次会。这次会的特点是讨论了‘分青’和‘租田’两个问题。”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可以说,从1928年到1956年,陈毅在农业问题上的意见和做法历来都是和毛泽东一致的。陈毅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对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给予高度评价:“我认为其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贡献,是理论上的贡献。”对陈毅的发言稿,毛泽东仔细阅看过,至今可以看到这份为毛泽东阅过的稿本上留有他亲笔的圈点竖杠。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毛泽东在12月21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征询农业十七条意见的通知。意见汇集后,毛泽东先期到达杭州,并对附近农村情况进行调查。陈毅参加完上海市人代大会,于1955年的最后一天到达杭州。

  第十二节“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条理化和理论化,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之后,补充一段话,阐明了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态度。”⑤

  陈毅一到杭州就看望毛泽东,谈了一个多小时,并共进除夕晚餐。元旦上午,陈毅听取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汇报。下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到达,陈毅同他们交谈了两省的情况。晚上,同去毛泽东住处交谈。

  这次修改,时断时续,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1月2日起开始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改工作。

  五月八日上午,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

  资料很多,这纲要的资料是根据1200个乡的调查,又从中选了120个乡深入了解,完全由毛泽东亲自组织,并有几个乡是毛泽东亲自去的,找社长或劳动模范谈了话,察看了棉田、稻田等等。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修改工作一直进行到1月5日上午,陈毅还与省委书记们继续研究了条文,完成了最后的准备。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1956年1月5日上午,在毛泽东主持下,全国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开幕。会议对修改的条文进行审议,又提出了许多增删修改的意见。当夜,陈毅同廖鲁言等改定了这个《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稿),当即付樱到1月9日会议结束时,农业发展纲要已形成为四十条的大文章,并正式作为草案准备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内容方面的改动,集中在第一、第八两节。

  在回北京的途中,陈毅陪同毛泽东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作短暂停留,在南京参观了陵园星光农业合作社和尧化门农业合作社,在天津参观了王顶堤高级农业合作社。

  在第一节,谈到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补充了一段重要的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而补充的。

  1月17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是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紧接着,毛泽东又邀陈毅到中南海游泳池商谈进一步修订和向党外征求意见的问题,并面托彭真、陈毅办理。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段论述又作了补充,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笼罩全篇的第一节,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括性论述。其中关于“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八大精神的继续,也是毛泽东南下讲话逐步强化的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心任务应当转到经济建设。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5亿农民和有关战线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稿)》。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1月26日,陈毅在中央机关于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报告》。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陈毅非常赞成毛泽东把农业发展纲要称为“农民宪法”,称为5万万农民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他曾多次向科学家和民主人士作报告,充满热情地介绍这部新中国第一部农民宪法。他的报告结合中国这个农业大国3000年的历史说明根本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村改造问题的极大必要性;结合中国革命进程论述了在广大农村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意义,他还说:我“个人发表一狂妄的言论: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定胜负的一仗。我国这样大,温带气候,广大的劳动力,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样一个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肯定的。”当然,陈毅不忘辩证法,他也专门指出:“有人认为愈快愈好。今天是初级合作社,明天就变为高级社,来个国营农潮。可惜这个警告并未能抑制装左”的浪潮。

  第七节,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时,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

  第四节 “汉藏一家叙别情”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陈毅从杭州回到北京以后,就忙于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和向党外征求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意见等工作。可是他既然分工兼管民族事务,有一件大事又临头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于4月份在拉萨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送来请示报告,建议组织中央代表团前去祝贺和访问。

  第九节,对闹事问题作了比较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陈毅在1956年1月21日将这报告转呈中共中央:此事请中央作一原则上的批示,以便开始筹备工作。

  五月八日晚十时,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

  中共中央在1月24日就作了批复:一、所拟计划原则同意,并应即按此作好准备。二、拟请陈毅同志任团长,请陈毅同志提出代表团的具体名单。

  这次修改,主要在第一、第七、第八和第十这四节。另外,改了两个标题,第五节改为“关于知识分子”,第九节改为“关于群众闹事”。

  三、各项具体工作由陈毅同志主持和指导。

  第一节增加了两段。

  在陈毅与汪锋、张经武等的酝酿计划下,这个代表团规格很高,声势浩大,足以显示伟大祖国对西藏的重视和关怀。2月7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与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意见,正式发出《关于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和去西藏进行访问组织中央代表团的几项问题的通知》。

  在谈到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以后,加了一段:“我们的专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过去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专政。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按照通知的规定,一个考虑周到的中央代表团名单很快提出,并迅速得到批准,中央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全国妇联、教育部、粮食部、佛教协会、总政治部等等都有负责干部参加;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更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如朱蕴山、费孝通、黄琪翔等等。特别有意义的是代表团成员共由17个民族组成。随团工作的有翻译组、新闻记者组、电影摄制组、卫生组、电影放映队;还带了一个包括歌舞团、京剧团、杂技团在内的文艺工作队。代表团正式成员57人,加上工作人员、文艺队员和长途跋涉必不可少的司机(汽车300辆)、炊事员、警卫人员,总人数达800余人。

  在论述了只有具体的民主和自由以后,补充了一段:“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些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那时候飞机尚未通航,他们只能乘火车到兰州,然后换乘汽车到青海省西宁市,再从西宁经新近建成的青藏公路入藏。从兰州到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全程2200公里,途中将经过日月山、小唐古拉山、唐古拉山,平均高度在海拔4500米以上,荒漠雪山、风砂雪蚕。所以代表团对人选的身体条件要求很严,心脏并肺气肿一律淘汰。陈毅是高血压,组织上特地让张茜同行。

  第七节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

  自然条件的困难还是次要的,政治上的困难更使代表团,特别是团长,感到肩头负担的沉重。西藏民族长期处在与外界基本隔绝的状态。广大藏民群众以至僧俗官员对汉人的看法还是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印象:官府压迫,汉商剥削。西藏和平解放后全国的大批干部和解放军虽然留给他们较好的印象,但是也带去物价上涨。共产党不信教,共产党还要搞民主改革,分田、分地、分牛羊,喇嘛和贵族当然有人不会高兴。民族的、宗教的、阶级的矛盾都是客观存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一直把西藏当作他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是他们很大的挫折,他们当然还要挑拔离间、造谣生事,以至煽动叛乱。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还没有派代表团到西藏去过,这次派这么大的一个高规格代表团去,必然会引起西藏的轰动和注视。所以,代表团的一言一行,都事关重大。

  第八节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两段话。

  当然,此次去西藏也有好条件。达赖、班禅都到过北京,西藏的上层集团大多数人对中央的政策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运粮入藏、降低物价进一步得到了群众的拥护;青藏、康藏公路的通车和贸易、生产的开展,给西藏的工作以相当巩固的物质基础;西藏封建上层有一部分人看到民主改革是大势所趋,开始考虑改革的问题,群众中要求改革的觉悟也在提高。

  一段是关于这个方针提出的过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酝酿了好几年。互相监督,早已是事实,已有七年了,不过从现在起应当做得更好些。长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记得在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含有长期共存这个意思的话,以后也说过。到去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个口号就可以明确地提出来了。”

  代表团团长陈毅连日思考和研究着此行的方针和任务。

  另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写得很长,经过后来的修改,只保留了几句话:“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几句话,在正式发表时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来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一种判断。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再次修改时,把这句话删去了。

  这时西藏参观团正在北京,2月12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西藏参观团,陈毅等人陪同接见。接见完毕,毛泽东让陈毅等人留下,交代此次赴藏应注意的事项,说了一番令陈毅深深折服的话。

  第十节,加写了一段关于矛盾着的对立物互相转化的问题:“总之,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变化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

  毛泽东说:并非只有中国重视西藏,西藏的问题会引起全世界的注视。

  五月九日和十日,毛泽东继续修改《正处》,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

  西藏只有改革才有前途,但可以有别于内地的做法,采用赎买的办法。此次赴藏应该把中央坚持改革、民族团结的政策带去,处处说通道理,做好事,不强加于人。在谈到达赖想明年出访印度时,他说:达赖喇嘛是西藏一位宗教领袖,也是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让他明年去印度。

  这一稿改动不多。大一点的修改有两处:第一,第四节的标题又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二,去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毛泽东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是讲要实行计划生育。但这次修改时把它删掉了,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在谈到印度驻中国大使想取道西藏回国时,他说:印度大使离任返国或返任来京,需要经过西藏,可予批准。这次谈话器度恢宏,对陈毅明确西藏之行的方针任务启发甚大。

  毛泽东把这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决定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等。在征求意见稿上,批了一段话:“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3月12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工作方针、任务的请示。任务是: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宣传中央的民族政策扩大党和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密切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联系,增进国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加强汉、藏民族和藏族内部的团结,帮助西藏工委解决一些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总的方针是:广泛接触、谦虚谨慎、加强团结、促进进步。中央批准了这一请示。

  毛泽东集中精力修改《正处》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全党整风运动上。

  3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召见陈毅、汪锋,张经武交代赴藏任务和应注意问题。陈毅第二天向代表团全体人员传达时说:毛主席说西藏民族和汉族的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消除的,我们在精神上应该准备等它10年20年。这次去西藏主要是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而不是去作更多的事。我们主要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了大汉族主义,才能说服各民族放弃地方民族主义。这点不能颠倒过来。这次去的任务不要多,希望不要大,对于土地改革、稳定物价、妇女工作等,要看情形去作,步子不要太快。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已经进入高潮。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刊登在报纸上,配以醒目的标题,更增强了批评的气氛和力度。这些批评意见,自然都是针对党在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的。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第一次。

  3月1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时,强调的也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陈毅对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态度十分明朗。中央代表团3月16日上路,在郑州、西安小停,到兰州作换车准备。3月28日陈毅在兰州给代表团全体人员讲话时,引人注目他讲到大汉族主义问题。代表团专门制订了《工作人员守则》和《宣传大纲》,这个《宣传大纲》却只讲汉族帮助少数民族,没有讲兄弟民族对祖国的贡献。在小组讨论时兄弟民族代表提出了意见。陈毅在讲话中说:“我以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工作人员的立场说宣传大纲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事实的,是大汉族主义的。因而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他并且讲述了西藏、新疆、内蒙以及全国各兄弟民族对祖国的具体贡献。陈毅还讲:大家不要以改造者自居,否则“他们可能把我们当成钦差大臣。”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为照顾这些人士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座谈会都安排在下午。会上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

  “毛主席说,我们不要象一股水冲进拉萨使他们害怕。分清主客,去祝贺的,不作别的。七八百人,汽车300多辆,水一样流到,不要把他们冲倒了。大家要作到‘客听主安排’。”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当然,陈毅决不会因为反对大民族主义就要大家谨小慎微,多握手少开口。他指出:对问题和困难不回避,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要坦诚相见。“最近(西)康南有2000人的武装冲突。如有人问到可以讲,说农民不纳租,喇嘛去镇压,杀我们干部,打起来了,我们派兵去解决,但是争取和平解决。”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讲道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陈毅希望大家积极宣传,“否则,人家会说中央派了七八百个哑巴和尚到了拉萨。”

  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⑥

  4月3日晨,代表团从西宁出发,这真是古今罕见的一个访问团。其罕见倒不在于规格高:在北京火车站曾有邓小平、贺龙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群众600余人的欢送。其罕见恰在于行旅的规模庞大。800余人的队伍为何用300多辆大小汽车?原来正如周恩来所说:“这次去西藏自己能携带的尽可能带去,尽量少麻烦他们。”汽车上装的不但有足够的吃、穿、用、住(帐篷)所需各物,还带了大量的礼物,准备馈赠给从达赖、班禅僧俗官员起到大小喇嘛、群众代表。再加上文艺队伍五光十色,这队伍的盛况只有唐文成公主入藏的大队才能媲美。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如此热闹的队伍走的却尽是地广人稀的高原,最大的特色是“雪峰为伴”。头昏、恶心者甚多,许多人不得不用氧气袋。陈毅一路虽也有高山反应,但兴致甚好,遇有特别壮丽的山景,常停车摄影。休息时遇有沿途难得一见的牧民、矿工、农垦人员,也要和他们热情交谈,了解情况。过了温泉抵达德庆宗,已是一片桃红柳绿、鸟语花香。一路平安无事故,当团长的满心欣慰,写《乘车过雪峰》七言一首:昆仑雪峰送我行,唐古雪峰笑相迎。

  五月九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⑦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

  唐古雪峰再相送,旭角雪峰又来迎。

  五月十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七日七夜雪峰伴,不苦风砂乐晶莹。

  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同人举酒喜相贺,轻车已过最高层。

  王绍鏊认为:“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他还说,这堵墙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从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语言不同。不要把语言习惯都看作是思想问题,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搬出来整人。

  明日拉萨会亲友,汉藏一家叙别情。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⑧

  4月17日,浩浩荡荡的汽车长龙游进拉萨。陈毅在日记中写道:“12时进入拉萨,有6万余人欢迎,空前盛况也。达赖、班禅率官员至接官亭迎接,即在亭内会谈井发表欢迎词,旋与余驱车检阅仪仗队,旋即告辞起驾回宫。另有官员陪余通过欢迎行列,到接待亭小坐,由藏员献哈达。旋出席群众大会,向数万人发表讲演,旋驱车通过群众行列。”

  五月十一日,是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派重视不够。⑨

  日记上还写了西藏官员昨日对达赖、班禅是不是出席群众大会“发生激烈争论”。陈毅让张国华去调停,同意达赖、班禅不出席群众大会,“始妥协作罢。”陈毅感叹:“按余出访外国时的礼节安排,并无如此紧张程度,西藏改革宜缓宜有耐心。”整个的欢迎仪式充分体现了尊重西藏民族的诚意。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幕。达赖喇嘛致开幕词。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共“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陈毅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向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陈毅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汉、藏人民互敬互助取得的多方面的进步。陈毅还称赞达赖与班禅恢复了友好关系,实现了西藏内部的团结。指出今后西藏的主要工作就是进一步实现“团结、进步和更加发展”的方针。对于今后的改革问题,陈毅指出:改革是肯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已有明确规定。但中央一向主张依据本民族的志愿来做,只有西藏民族的领袖和人民有了一致的要求和决心的时候,西藏地方的改革才可以进行。今后也应如此。陈毅还强调了培养足够数量的本民族干部的重要性,井预祝“在祖国各兄弟民族的互相帮助下,经过必要的改革,在几十年之内,西藏民族将以一个有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的民族出现在祖国大家庭内,对社会主义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社会上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了这次座谈会。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西藏各地区、各阶层、各教派和各群众团体的代表。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大会上,还有中央代表团32位代表分别代表各兄弟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党政各部门致贺词。会议期间,西藏各方面的代表踊跃发言,围绕着西藏解放以来的工作,筹委会组织简则和主要干部人选等问题认真讨论。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⑩

  陈毅与中央代表团成员也积极参加讨论,随时解答各种疑问。特别是对代表们最关心的民主改革和康南发生的武装冲突详细他说明了真象,说明了政策。陈毅与代表团成员进一步强调了中央对于西藏改革“只许改好,不许改坏”的精神以及与内地的重大区别。西藏改革不采取开斗争会的方式,实行改革的结果,将使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能逐渐提高。国家将采取适当的方式,保障贵族和喇嘛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坚决贯彻保护宗教和喇嘛寺庙的政策。达赖、班禅在各自的报告中对改革问题也作了必要的说明。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在最后的大会发言中纷纷表示拥护中央的政策,要为将来实行改革创造条件。

  提意见的人,并非都是在政治上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时出现的那种社会气氛。

  大会通过民主协商选出自治区筹委会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筹委会组织简则的决议,还通过了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张国华、王其梅所作报告的决议。这次大会是圆满成功的。班禅额尔德尼在闭幕词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成果。

  ①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大会后,中央代表团即分成几个分团在拉萨和到各地访问。陈毅率总团部行动。陈毅先后拜会了达赖与班禅,并接受他们的回拜,和他们分别进行诚恳亲切的交谈。陈毅等领导人还在拉萨分别接见了阿沛·阿旺晋美、噶丹寺的总法台噶丹赤巴和达赖的副经师赤江活佛、西藏地方政府助理噶伦夏苏和代理噶伦噶章、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索康·旺清格勒,以及噶厦、堪厅、昌都3方面三品以上的官员,还分别接见了白教噶玛巴、花教萨加法王、江孜敏珠林等活佛,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邦达多吉、委员松松、阿曲以及洛隆宗寺堪布等人。

  ②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中央代表团进藏期间,中央决定调拨大批粮食帮助西藏,4月份可运到3000万斤,5月份预计可运到5000万斤。代表团来时,还特意把许多农作物的优良品种随车带来。这是赠送给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寓意很深的礼物。陈毅以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亲自把其中一小部分精品送到达赖与班禅的手上。布施、礼物、纪念品,演出、慰问、参观,代表团到处受到热情的欢迎。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手稿,1957年5月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6、247页。

  5月10日,陈毅率总团部一行离拉萨赴日喀则访问。当晚至旭各拉山附近宿营。因所处位置在海拔4800米以上,高山反应强烈,同行中有两人难以忍受而折返拉萨。在翻越5000多米的旭各拉山时,陈毅也脸色苍白,可是他却让停车观景。只见远远近近,群峰洁白玉立,唯有6000米高的旭各拉山峰,反倒全无冰雪,露着黑褐色的巨岩,嗟峨雄奇。陈毅艰难地喘着气,流连不去。医生劝他快下山,他却说:“如此奇景,人生难得第二回啊!”陈毅就是以“难得第二回”的精神,克服高山反应的痛苦,坚决前往日喀则的。

  ④四条指: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

  5月12日中午抵达日喀则,受到先期返回的班禅大师的热情欢迎,并参加万余人的欢迎大会。一连几天,陈毅一行在达赖、班禅派出的僧俗官员的陪同下,分别到寺院、医院、学校、居民新村、军营参观和慰问,还看了骑射表演。几十名日喀则郊区农民闻讯赶来向中央代表团敬献哈达和鸡蛋。

  ⑤以上均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修改手稿,1957年4月24日至5月7日。

  5月18日,陈毅在日喀则接见了堪布会议厅四品以上官员。和在拉萨一样,陈毅在讲话中强调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强调噶厦、堪厅、昌都3方面要紧密团结,说过去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就是惯用离间的毒辣手段,以达到他们控制和奴役的目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西藏民族内部团结,希望大家帮助两位大师做好工作。

  ⑥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陈毅一行动身来日喀则时,有人在背后说:陈毅要到日喀则说悄悄话去了。事实却是陈毅与总团部的一切活动都开诚布公,和拉萨一个样。

  ⑦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陈毅一行离日喀则东返,此行印象美好。前路却逢磨难,引日记两则为证:“5月19日,班禅大师来寓送别,同车渡年楚河,到雅鲁藏布江与年楚河会流处。群众万余人已集会欢送久等了。余在帐篷内与班禅建议,要与达赖、张国华3人如何保持团结和统一领导,并引毛主席对此问题所提供的各项原则与经验。班禅再次表示感谢我们的提示和指教。在送别大会上,班禅发言,依依不舍。余答词引李白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意即东流之雅鲁藏布江不及我们团结为人民服务的情长和义重也。”

  ⑧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5月20日,上午8时半启行。昨夜头痛甚剧,启行后亦然。翻过东拉后,天大雪,翻旭角,风雪交加,愈来愈甚。下山到羊八井大草原,天开始晴,雨雪亦止。但头痛,体疲,坐卧不宁,为此行2月来最难过的遭遇。”

  ⑨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拉萨各界是在5月30日举行欢送大会的。此次访问“功德圆满”。至今西藏人士言谈及此,还很怀念陈毅。有的人还说,从古以来,进入西藏的汉人,只有两个是家喻户晓、口口相传的,一个是文成公主,一个就是陈毅。

  ⑩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飞机通航了。中央为确保安全,特派空军副参谋长张廷发专程到西宁布置,要西藏当雄机场现有4架飞机中先试飞两架到西宁,严格检查。

  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飞机小,装载不了许多人。各分团分别经青藏、康藏公路返回。6月4日,陈毅与西藏噶厦官员、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领导人一一告别,在当雄机场起飞东返。

  这次座谈会,明显地有两种声音。

  第五节 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1958年2月以后,陈毅的主要任务就是外交了。可是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这位陈老总在“广州会议”的讲话是他长期分管或兼管的科学文化的“施政”演说,是他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万言书”。

  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①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分管科学与文化,就是分管知识分子。国务院分工陈毅管这一门是很对的。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

  要管知识分子,自己就得热爱知识、尊重知识。陈毅对知识的追求是如饥如渴的。战争年代他的行囊或大或小,多半是书。当上海市长,他“微服”上街逛旧书店;对于善本古籍,只要有文史价值,不论内容“红黄兰白黑”,都下令图书馆、博物院妥为收藏保存或影印出版。调中央工作后,古籍书画较多的北京琉璃厂更是常客。有病住院,在他是乐事,可以大量读书。1955年1月,他牙病住院11天,除了每天送来的文件报纸不能不看外,他通读了杜甫集、《白氏长庆集》、冯至的《杜甫传》,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他不仅阅读,还在书上评点,在日记上写读后感。象对李白、杜甫、白居易,有的专家偏爱一个偏恶另一个到偏激的程度。陈毅写道: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要求,这便构成中国文学上的优良传统”,“其价值应放在不同尺度上去估价,不可乐此恶彼。”

  从半个月的情况来看,在整风鸣放中,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由于他知识丰富,而且能作胸襟宽阔、目光精微的分析评价,许多知识分子就愿意接近他,希望和他交朋友。陈毅在科学、文化界的朋友不仅量多,而且质高;不但是知友,而且是诤友。著名学者、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年龄比陈毅大34岁,陈毅与他也成为“忘年交”。1950年,张老83岁了。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因商务印书馆经济困难,发不出工资了,来向陈毅市长要贷款。陈毅却给他深谈改善经营管理之道,谈得老先生豁然开朗,钱也不要了,回去就搞整顿。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

  从此友谊更深,每年逢张老生日,陈毅必送筵席上门祝寿,调任副总理后也不忘记,直到1959年张老92岁仙逝。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召开以后,他曾经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为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陈毅副总理既然分管科学、文化,对共产党的科学、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制订,其作用是很切实的,他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意见或参予修改文件。

  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陈毅应召于1955年12月底赴杭州在毛泽东领导下参与农业发展纲要的修订工作时,他的文件包里还装着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征求意见稿。同样也是急件,因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1月中旬就要召开,他也得把修改意见正式写出来送中央。陈毅就双管齐下,交替进行。到1月4日,终于研究确定,陈毅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信上说:“这几天搞十七条条文的修改补充,故把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指示意见一事办迟了。现各同志已提了一些意见,特送上供参考,”“我昨夜又把中央指示读了一遍,觉得该指示颇为全面。各同志的意见均已提到,只是应否对某几点着重多说一些的问题。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

  陈毅认为需要多说一些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改造与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区别。他写道:“??知识分子的改造与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各有其难易。资产阶级改造在某几点上反较高级知识分子较为容易。即是说思想体系和作风的改造较之企业的物质改造当然是更困难,更应是长期的。”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还应说精神与思想改造当然更要讲究方法,”“??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两种改造略作比较加一小段,我认为有必要。”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在六月十二日印发党内以前,作者又对文章作过多次修改。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陈毅还转达了毛泽东几次与他们谈话中“约略谈到的意见”:“一、认为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文件不如工商改造指示明确。二、许多问题应提得恰如其分,免翘尾巴。三、认为曾希圣提的对中层知识分子的关心和处理也应写到指示中。”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北返途中,毛泽东与修订农业发展纲要的原班人马讨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回到北京,陈毅到家就接到周总理的通知,要他参加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随即去参加修改。日记中记着,他直到深夜1时半才回家。

  毛泽东分析党内的思想状况时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另一部分人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还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后这一种人比较危险,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对文化事业实行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对反倾向斗争提出的一个新的方针。在这以前,他批评的锋芒是针对教条主义。这一变化,对于他继续修改《正处》讲话,有相当的影响。

  因此,周恩来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也包括陈毅意见在内。

  毛泽东又分析了社会上的状况,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估计,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正如陈毅所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是“颇为全面”的。对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力量,不断提高其政治觉悟,大规模扩大其队伍,尽可能迅速地提高其业务水平,都讲到了,报告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上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报告特别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还具体规定,“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指示和报告都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队伍基本需要的,对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先进、中间、落后和极少数敌对的情况也有明确的分析,并没有象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反右的“拔白旗”以后那样给广大知识分子一律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他还认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并且感到,“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所以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报告,与随后不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激发起加强自身思想改造、学习马列主义和钻研业务的热情。

  他在文章中提出了鉴别政治上真假善恶的标准:“主要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对于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他仍然认为“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又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说:“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陈毅没有参加。因为他在1956年秋季因疲劳过度,在出席印度驻华大使的宴会中突发脑贫血晕倒;经查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肌硬化等病,休养长达一年多未能视事。

  文章最后提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②

  然而作为副总理的陈毅即使能够“视事”又有何用呢?反右扩大化之风刮起后,不可抗拒。陈毅的好友不止一个被划为右派。陈毅的成都者同学、勤工俭学同去法国、同被押回的金满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也被打成右派。陈毅所能做到的,只是照常和他来往,并汇集大包材料,让他撰写有关留法勤工俭学的书稿,使他得到些慰藉而已。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批评意见的主流,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另一方面,对如何对待右派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当然,既然管科学、管文化,在具体工作上陈毅还是有权照顾各种人才,促进各种业务的。他对中国围棋(以及象棋)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便是突出事例之一。他多次召集棋艺界讲话,传达中共中央的关怀和国务院的规定。他告诉大家:贺老总同意了,钱由他出,编制上划归体委管理,待遇可按大学教授、讲师的标准,可以自办棋类刊物,出棋谱、出个人专辑,光明、文汇、新民等报刊可登载棋谱和比赛情况。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新中国第一部《围棋名谱精逊很快问世。陈毅的题词说明他的见地。

  这样,中共中央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发生了一个变化,有了两种方针。一种是对待善意批评的,无论怎样尖锐,都要让其充分地放,而共产党则要彻底地改。这类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另一种是对付极少数人的恶意言论的,也要放手让他们放,但暂不批驳,使他们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纹枰对坐,从容谈兵。

  前面所说的那篇文章和那个指示,当时都没有公布,并且传达的范围非常小,社会上一般都不知道。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仍在继续举行。从五月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又开了七次会。

  研究棋艺,推陈出新。

  五月二十一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治设计院”和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摆?他没有明说,但把他在五月八日的发言对党委(党组)领导的否定性批评联系起来看,事情已很清楚了。

  棋虽小道,品类最尊。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③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

  中国绝艺,源远根深。

  六月一日,第十二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从章乃器关于“党党相护”的说法讲起,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六月二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继承发扬,专赖后昆。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

  敬待能者,夺取冠军。

  与这两个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后来,他又把围棋溶合进中日友谊的暖流中去,确实推动了两国棋艺的发展和人民的友好。日本棋院先后授予他名誉七段、名誉八段。

  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

  对于多种体育、文艺活动,他都很关心,而且积极使他们成为外交工作的开路先锋,东方歌舞团便是他很重视的“文艺大使”。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④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⑤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只是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许多党员也都着急,对少数人那些煽动性的极端言论非常不满。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又来了。陈毅的头脑一度发热膨胀,也跟着说了一些冒进的话,但当外交部院子里也筑起了小高炉冒烟炼铁的时候,他的头脑很快清醒起来。外交部不办外交!化大功夫去炼报废的铁疙瘩!尤其是全国不讲科学,把真正的科学家耻笑为扯革命后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陈毅感触殊深。

  很快,毛泽东的心里有底了。几个月过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⑥

  有人认为陈毅敢于作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是因为1962年1月毛泽东已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那是有根据的,因为陈毅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鲜明地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话:“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陈毅还明白他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我才敢讲。”但是也应看到,在这之前,陈毅对党在思想战线上的“左”倾早有感受,也早有批评。在1961年3月22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这会正是他建议召集的),他出语惊人:“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郡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不仅过去的时代有局限性,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局限性。封建阶级有局限性,资产阶级有局限性,无产阶级也有局限性。我们只能尽量做我们这一代所能够做到的事,不是说一切事情我们都能做。”“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邓小平在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⑦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

  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后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给两会的报告中重申了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论断。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

  五月中旬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一面继续鸣放,一面作反击右派进攻的准备。

  陈毅又惊又怒,他是共产党员,党教导他既要反右也要反“左”,在“左”倾思潮依然猖獗的年代他不能不挺身战斗。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指示还要求跟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外可靠的左派分子打个招呼。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3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⑧

  说到此,陈毅站起,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当然是掌声雷动。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⑨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段讲话。

  陈毅继续说: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

  “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

  毛泽东又开始修改《正处》讲话稿。这一时期,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更多地体现了面对右派进攻所作的观察和思考。

  “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味——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他发出征求意见的第一稿(即自修稿第四稿),半个月过去了。五月二十四日,又改出用来征求意见的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围里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陈毅讲话很大的特色是态度明朗,这次他更是毫不含糊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便是在“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矛盾,伤了感情,伤了和气”。“这里面有个是非,总有一方面对一方面不对。只有弄明哪一方面主要是对的,哪一方面是错了,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来一个两边都对,或两边都不对,各打50大板,不能解决问题。”显然,“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是有些党的领导机关不对,“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而且,“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明确他说“有些党的领导机关”是“错了”,而“对的”却是知识分子,这是惊人的。

  他批了一段话:“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陈毅讲话还更深一层触及矛盾的实质,那就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陈毅认识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他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弄得科学家们见你吹亩产一万斤,也不敢说话;见你的大水库不合科学原理将来要造成灾难,也不敢提批评意见。如果为了人民利益鼓起勇气提了批评,“一批评就是反党,一批评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毅说:“我们共产党就是有点民主,自己能够谦虚,能够团结人,大家愿意加入共产党,舍死忘生的来进行战斗,这样才打败了反动派。假使有今天这种情况,共产党还能够胜利吗?”

  这次修改,对各节标题和顺序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将第六节(关于节约)和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关于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问题,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这里特地把他的真正的意思长文引用:“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

  在内容方面,主要作了以下修改和补充:

  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唉,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防御外部敌人作用的论述;把第八节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的一大段论述,移到这一节里。

  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会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要懂得,领导有领导成功的,也有领导失败的。有把握领导成功的就去领导,没有把握就不去领导,就让有经验的去搞,自己‘坐享其成’。??党委领导业务,也是要通过党的专家来领导,和专家合作,取得他们的帮助来实现领导。毛主席讲过,共产党员不懂自然科学,怎么办呢?通过专家,委托他们来领导。或者帮助专家提高政治,吸收他们入了党,通过他们来领导。”

  第三节,增加了关于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合作社的许多矛盾的论述。

  显然,陈毅所主张的完全不是放弃领导。相反,他对怎样实现领导有很正确的严格要求。他以军队的一个班作比喻:“人民解放军的班长,打仗冲锋,班长是第一个??其余的人跟了来,这个领导,是带头。分东西班长最后分,??吃饭,人家装满了,班长才去装了来,什么领导?你要讲领导,就是要带头,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所以现在领导这两个字,要加以正确的解释。讲党领导一切,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至于专业问题,最好不要乱干涉。”

  第四节,适当强调了工商业者必须加强思想改造。

  陈毅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在改善党对科学文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

  第五节,增加了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完成世界观上的根本转变的一大段论述。后来,在这一段内容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扩充。

  如果所有党的领导机关,都能象陈毅所说的这样来领导,那就必然能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以及工农兵群众,心情舒畅、斗志昂扬地跟着党的正确路线走。

  第七节有少量补充,并恢复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内容。

  文艺工作者听着这样的讲话,怎能不欢欣鼓舞!笑声、掌声??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3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第八节有两处重要变动。一处是把“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这句话,修改成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吸收了南下谈话的内容,并根据新近暴露出来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所作的描述。此后几天,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三次补充修改,形成最后正式发表的定稿。

  但是,“党内”有人不满意了。据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了指示,不许传达陈毅的讲话。怕什么?怕“翘尾巴”。普通的党员干部也有的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

  另一处是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

  就是这样的一个陈毅,“二月逆流”中成为“黑司令”是理所当然的。

  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强调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是这次最主要的修改。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三稿,要求立即印发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以及当天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负责同志。他在批语中写道:“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并特别注明:“我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他说的重要修改是什么呢?

  一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分析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中右三派的情况,以及共产党对他们所采取的方针。后来修改时,又全部删去了。

  二是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政治标准,最后形成的文字表述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三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增加了两段话:“这是我们的愿望。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今后的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当然,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要看那些意见、批评是否合乎上述六个政治标准。如果不合,那就会丧失监督的资格。因此,任何民主党派都要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这些重要修改,都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来的。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的第四稿。他在通知中说,“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所谓“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写了一大段关于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的问题。后来再作修改时,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这一修改也很重要。显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到了,不能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强调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将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则强调“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此外,在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之后,又加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把“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样,把已经基本结束的“阶级斗争”又作了一些限制。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改出征求意见的第五稿,要求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这次修改,主要是个别地方的文字润色。当天下午,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修改问题。

  六月一日,在几位“秀才”的参加下,毛泽东对《正处》作了一次较大改动,形成征求意见第六稿。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这一重要理论观点。

  第五节,对七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进步,以及更好地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内容,扩充了篇幅,加重了分量。

  第八节,在讲“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地方,加上了两句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加上了“他们要从各个方面首先是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后来这句话又改为:“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在六条政治标准后面,加了一段话,说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却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六月九日凌晨,改出了征求意见第七稿,毛泽东把这一稿称作“六月八日修正稿”。这一稿的修改,仍然是他和几位“秀才”一起完成的。

  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节。原先一开头就谈两类矛盾的区别。这次改写,扩充成很长的五段话,分别论述:我国的空前统一和两类矛盾,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分清敌我与分清是非。同时,还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不同的论述,以及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分析。

  第八节,增添了关于各党派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即“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得到人民信任”。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可以说,这一篇重要的理论著作,既是毛泽东的精思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

  六月九日凌晨二时,毛泽东改完最后一道,批示:“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⑩

  ①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64-270页。

  ③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9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

  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957年9月22日。

  ⑦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⑧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7年5月23日。

  ⑨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⑩以上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情况及批语,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修改过程稿。

  六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

  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①当时,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六月六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②

  当时还出现了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恐吓的事件。

  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六月六日下午,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③

  毛泽东决心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对右派的反击。

  吴冷西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是六月七日上午,毛泽东约胡乔木和他去,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接替邓拓工作的问题。以下是吴冷西回忆的摘要。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十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④

  这以前,毛泽东已从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反击准备。

  一是打招呼。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准备在会上讲话。据李维汉回忆:“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⑤

  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他们两位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六月九日晚又约李达在颐年堂谈话。

  二是发指示。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抓紧做好反击前的准备,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的标准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指示特别关照:“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社论抓住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用党报社论的形式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这是第一次。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六月八日和十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⑥后一个指示,通报了当前反击的进展情况和当前的部署。再次重申:“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⑦

  六月八日以后,《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社论,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反击右派的声势造起来以后,毛泽东一边召开不同范围的会议,研究情况,指导运动;一边继续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修改《正处》讲话稿。

  六月十四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毛泽东注明“六月十四日修正稿”。

  这次修改,把第十节的标题“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为“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样,全部十二节的标题就最后确定了下来。

  其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第一节加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第二节加了:“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第八节对“双百”方针的表述,改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带着重号的是新加的)第九节,在谈到闹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官僚主义的地方,加上了:“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第十二节,加上了肯定苏联经验的一段话:“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正处》一文的修改,已接近尾声。

  六月十六日,只作少量文字修改,为第九稿,注明“六月十六日定稿”。

  第二天,又有一次修改,这已经是征求意见的第十稿(加上毛泽东最初三次“自修稿”,共十三稿),注明是“最后定稿”。《正处》讲话稿的修改工作,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至此全部结束,前后共五十五天。

  六月十九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也都全文刊载。

  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⑧

  文章发表后,在西方国家也引起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许多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讲演的消息。⑨

  从以上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篇著作从酝酿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反复思考的过程。如果从《论十大关系》算起,经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致黄炎培信》、一九五七年一月会议讲话,经过这些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才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这篇讲话。随后,又进一步了解情况,继续思考、研究,经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天津等地干部会议上的四次演讲,先后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反复修改,最后形成正式发表稿。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在修改过程中,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因而毛泽东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修改稿中,集中表现在:增加了并且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很激烈的论述;在反倾向问题上,由主要反对教条主义,转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更注重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从反右派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十分注意抓舆论导向工作。他亲自起草《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六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文章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文章提出,在新闻问题上也要作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这个讨厌的东西,也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这时,全国反右派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这时,毛泽东仍注意做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努力争取他们。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⑩

  ①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关于印发6月4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57年6月6日。

  ③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④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9、40、42页。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53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手稿,1957年6月8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5、286页。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手稿,1957年6月10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502-504页。

  ⑧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⑨1957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⑩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①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如何正确地领导这种斗争,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反右派运动迅速扩大,急剧升温,揭发批判的内容又从右派言论联系到“历史劣迹”,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人越来越多。七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把六月二十九日指示中提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的右派骨干名单从四千人增加到八千人,北京从四百人扩大到八百人。报纸上的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占右派骨干总数的百分之三,逐步增加到百分之十左右。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迅速发展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社会各界。

  七、八、九三个月,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数迅速上升。到十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六万多人。到了一九五八年整个运动结束时,竟有五十五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很不幸的后果。大批正直的包括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共产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连。大量的所谓右派言论,只是对党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尖锐地批评,甚至只是对党的某个基层组织或者某个领导人提出批评,也都被当作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并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极大的妨碍。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

  过了二十四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末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②

  七月一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六日到达上海,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就整风反右问题讲话。他说: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整风)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他点了上海知识界几个人的名。他说,在民主党派整风时,要把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究竟好不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来领导?③毛泽东这次讲话的气氛同三月间在这里讲话的气氛大不一样。这反映了一百多天来中国政局的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的变化。

  为了总结前一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开会地点选择在青岛。

  青岛会议分两段进行。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会议期间,他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把谈话要点归纳起来,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八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很看重这篇文章,改了十一稿。他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④

  所谓补充,显然是指关于反右派及其有关内容。“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就是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不完全,仅有《正处》是不够的。《正处》是二月的讲话,发表时,反右派刚刚开始,还没有扩大化。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成文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发生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也急剧地向“左”发展,因而这两篇文章在基本倾向上是大不相同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文章又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这篇文章也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例如:“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探索从政治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得出的重要成果。

  又例如:“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⑤

  青岛会议以后,毛泽东继续督促指导整风反右。八月一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就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升级。这时,毛泽东也注意到分化和争取右派分子,说全国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⑦

  八月十一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从六月八日社论发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已经两个多月了。经过青岛会议对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和进一步部署,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十八日、二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

  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八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

  九月十一日(农历八月十八)上午十时许,他从杭州驱车来到浙江海宁县盐官镇,观看了著名的钱江大潮,赋诗《七绝·观潮》一首,抒发观潮的感慨: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午二时,离开盐官镇。在返回的路上,畅游了钱塘江。

  十七日晚,在上海会见党外人士舒新城、赵超构和束世澂等,一起吃了晚饭。十八日上午,在离上海前,专程到上海国棉一厂看了大字报。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除中央部委和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会议。与会人数四百一十六人。

  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一批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

  会议前,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先在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说: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看来,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了要抓农业的问题。他说,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有两只手,一只手抓工业,一只手抓农业。要偏一下才能平衡。⑧

  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要集中搞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但是,说阶级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又容易发生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应当而且必须肯定,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都不属于阶级矛盾的范围。

  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⑨

  十月九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邓小平就整风运动、体制、农业问题和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等问题作总结发言。最后毛泽东讲话。

  谈到整风,他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认为这是群众的创造,是我们过去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要传下去。

  关于农业,他特别强调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性,重申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他说:“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

  谈到建设的两种方法时说:“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引起的。他又批评了反冒进,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他说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

  最后,毛泽东再一次谈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⑩

  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⑾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八届三中全会,是从整风反右转向发动“大跃进”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还在青岛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形成一个看法: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提出要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为国家打下巩固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⑿

  中国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以后,又在酝酿着一场经济建设的大发动。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58、359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页。

  ③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④毛泽东召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组长会议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7日。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4、489、485、491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手稿,1957年8月1日。

  ⑦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7年8月18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谈话纪要,1957年9月19日。

  ⑨毛泽东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时的谈话纪要,1957年10月7日。

  ⑩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⑾见本书第16章第44页。

  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90-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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