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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遴选考试,傅雷家书

来源:http://www.mummyrent.com 作者:凤凰彩票网-凤凰彩票平台【彩票预测最准】 时间:2019-09-03 02:30

  有三次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变换,在傅雷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进展中,带有关键性的意义。而每次变换,都是他母亲决断和选择的结果,第一次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全家由落后闭塞的乡村,搬到略为先进开放的周浦镇。第二次,就是接着要讲到的,1920年年仅12岁的傅雷,由母亲从“小上海”把他送到当时中国最繁荣开放、文明程度最高的大上海,考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四年级。(再一次,是以后将要谈到的,傅雷的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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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胡彦昀

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曾有两所私立大学非常著名,那就是天津的南开大学和上海的大同大学,时有“北南开,南大同”之美誉,而大同大学尤以“理工”见长,这在中国的私立大学当中是不多见的。

  现在,离开了管教严厉的母亲,周围又是一群活泼好动的伙伴,傅雷的顽皮劲儿,又有些故态复萌了。交织上孤高和聪颖的性格,傅雷的不安分比起大上海的小鬼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南洋中学附小一年多,竟被校方指责为“顽劣”而开除了。

傅雷(1908—1966)文学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市南汇县人。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论激烈,被学校开除。五卅运动时,他参加在街头的讲演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又参加大同大学附中学潮,在国民党逮捕的威胁和恐吓之下,被寡母强迫避离乡下。1927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1931年春访问意大利时,曾在罗马演讲过《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留学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1931年秋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于1966年9月含冤而死。

谈起上海名校的悠久校史,常听人说“百年复旦”。其实早在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法国传教士南格禄创办了一所学校,依照中国教学传统,专课诗文。因地处徐家汇,称其“徐汇公学”,或“徐家汇公学”。

1911年6月,清华学堂教师胡敦复、平海澜、朱香晚、吴在渊、顾珊臣、郁少华、张季源、顾养吾、华绾言、周润初、赵师曾等11人,组织成立了立达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团体,旨在兴办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现代教育,培养中国社会所需的人才,“立达”二字取自《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近取诸身,远譬诸人”之句,以伸“教育救国”之志。

  第二年——1921年,傅雷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徐汇公学即现在徐汇中学的前身。那时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由意大利神甫担任。在学生中,教友与非教友是分开编班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每一个环节的活动,又都是在监学督促之下进行的。早上起床后,刚漱洗完毕,就列队到自修室去自修。7点多,又一起进食堂用餐。吃饭也有一套规矩。学生们先是静静地站立在餐桌旁边,等到早就端坐在食堂高台上的监学,摇响小铃,大家才能坐下来开吃。早饭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中吃完。到了时间,监学的小铃一摇,没有吃完的,也得赶紧去排队,上操场。晚上自修到9点钟,熄灯睡觉。一个大房间内,一人一张床,每张配备有一根木棍。监学也跟学生住在一起。上床后,先把帐子挂好,然后把木棍压在帐子外边。早上一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把木棍放到地上。监学一看棍子在地,就知道你已经醒了。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得住校,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要由家长填写卡片,亲自来领,才能离校。上午8点走,下午5点必须返校。学校的种种制度是很严格的。

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现通译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辑录为《傅雷家书》(1981),整理出版后,也为读者所注目。

至2010年,徐汇校史共160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80年。前80年,由读经班而徐汇公学;后80年,由私立徐汇中学,而公立徐江中学。所谓公学,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经费来源多元而非单一,二是普通教育而非专门。所谓私立,主要因为其教会属性,若就后者而言,前100年,是私立教会学校,而后的60年,则为公立学校。贯穿始终没有变更的,是“徐汇”之名,所以,统称汇学,甚为允当。

立达学社发起人、社长胡敦复,时任清华学堂第一任教务长,因为清华学堂是由庚子赔款创办的,学校的管理者主要都是美国人,教学内容也都有美国人确定,中国教师只是受雇方,没有话语权,胡敦复与校方经常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而愤而辞职南下上海,与立达学社诸同仁决定在上海酝酿筹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学校,定校名为“大同”,系取意于《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是为大同”之意,由众望所归的胡敦复出任第一任校长。

  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中,傅雷常常感到有些不适应。他在班上显得很“个别”,和谈得来的人交往时很豪爽,很诚恳;对一般人,他不愿与之交接。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他也直言不讳,遇有一言不合,往往争吵不休,甚至动手动脚。对老师,他也从不盲从。教会学校中的老师有两类,一是世俗的,一是修女或神甫。不论是谁,傅雷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他们讲得不对,就要与之争论,不到对方肯定他的说法有些道理,他就不肯罢休。他的“傅”姓,在法文中拼写为Fou。有一次,胡毓寅等几位同学,将他的姓氏法文拼写,译成一个不太雅观的中文词语(“痴子”)用作他的绰号。傅雷听说后,火冒三丈,几乎要和大家拼命。

傅雷年谱

熊月之说“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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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是徐汇公学的主课,每天上两节。傅雷在这里学了不到三年,打下了法语的基础。他对数学课很是头痛。有一次考试,他演算到一半,就将钢笔尖用力往课桌上一戳,把没有做完的考卷交了上去。在教会学校里都得念圣经,傅雷对此很反感。他用激烈的言辞,公开表示反对宗教信仰。这样,在初中未正式毕业时,他又被学校开除了。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江南望族,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便以“雷”为名,以“怒安”为字。

上海著名的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说:“近代中国,教会学校数以千计,汇学出类拔萃。近代上海,中等学校数以百计,汇学百里挑一。近百年间,汇学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中国教育星空熠熠生辉。“论校园,她属一流:环境优雅,面积广阔,最大时有六十多亩。北面是著名的南阳公学,南面是雄伟的天主堂,东面是碧水流淌的蒲肇河,西面是炊烟飘散的乡村。至于设备。更是近于完美。“论教师,她属一流。且不说晁德莅、马相伯、蒋邑虚、潘谷声那些院长兼教师,个个学贯中西,声名远卓;也不说那些数学、物理、地理等科老师,人人出身不凡,各有专攻;就是那些教授古文、历史、法文、英文的文科老师,也都学养丰厚,相当了得。中学老师,若干年以后,或到著名大学当教授,当院长,或升为主教,这很能说明其整体素质。“论学生,她属一流。学校走的是精英教育路线,学费昂贵,要求严格,所以学生素质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学生中日后卓有成就的难计其数,众所周知的有马相伯、李问渔、马建忠、朱志尧、金汝砺、洪深、张若谷、张家树、傅雷……“近代上海许多教会中学,都在时代变化中,那些带有浓郁欧美文化色彩的校名,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比起它们来,徐汇是个异数,历经百年风雨而校名未变。在学校所有资源中,校名最为宝贵,无可替代,犹如陈酒,越老越香。在这点上,徐汇是幸运的。考究起来,是‘徐家汇’这个地名带来的运气。没有徐光启,哪来‘徐家汇’?徐光启是中国接引西学第一人。徐汇公学是上海接引西学第一校。两者之间,确有血脉相通。”

胡敦复

  离开徐汇公学后,傅雷于1924年,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在学制上进入了高中阶段。以后两三年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自幼刚直不阿、并能独立思考的傅雷,随着见闻的丰富、认识的发展,越发表现出了不安分的个性。尤其到上海后的几年中,少年傅雷的心灵,经受了五四运动流风余波的冲撞,他在政治思想上,开始表现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鲜明色彩。到大同大学附属中学的第二年——1925年,傅雷从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目睹了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同胞,同学和友人遭到巡捕毒打的情景。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演讲呐喊,控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血腥暴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年——1926年春天,在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大同大学附中的学生们,开展了反对学问的斗争,被称之为“大同风潮”。傅雷和他的同学姚之训,是掀起这一风潮的带头人。大同校董吴稚晖,为了压制风潮,串通租界巡捕房,下令逮捕学生。当时甚至有传说,傅雷是共产党,这就更增加了他被捕的危险性。傅雷母亲闻讯后,为了儿子的安全,立即赶到学校,硬是把他拉回了乡下。以后,傅雷再没有返回大同附中继续上学。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这次乘着校庆160年的东风,校领导决定精心修史,庄小凤校长亲自挂帅,并聘请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历史专家马学强研究员等学者加盟,终于圆满地完成这一工程。在本书的序言中,熊月之评道:“稿成,我有幸先睹为快,深感全书格调高雅,资料翔实,持论平实,文风朴实,编排得当,征引规范,生动地再现了汇学的历程,彰显了汇学的特色,既集既往校史资料之大成,又富有时代特点。堪称一部可信耐读的优秀校史。”

胡敦复(1886—1978)江苏无锡人,1886年3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堰桥镇一教育世家,胡敦复是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的第31代孙,其祖父胡和梅是清朝名教谕,父亲胡壹修和叔叔胡雨人都是清末民初在无锡地区兴办新学的教育名家。

  在大同大学附中时,傅雷结交了第一个终生相交的知心好友——雷垣。俩人的结交,开始是很偶然的。傅雷学的是文科,雷垣则是理科的学生,他们本来并不相识。雷垣也喜欢国文,作文写得不错。一次,他写了自己的身世,文章贴到了墙报上。傅雷看到雷垣的文章后,由于所叙的身世与自己的遭遇太相同了,——雷垣自幼父母双亡,孤儿的生活度日如年,傅雷深受触动,潜然泪下。他找到雷垣宿舍握着他的手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愿意与你结为知心的朋友。”雷垣欣然允诺。文理科学生的宿舍本来是分开的,傅雷为了能与雷垣有更多交心的机会,便从文科搬到了理科,与雷垣住在一起。傅雷去世后,雷垣在回忆他们中学时期的交往时说;“我们很合得来。不过,有时彼此对一些问题见解不同,也会吵起来。傅雷脾气急躁,常会脸红耳赤。吵过之后,第二天,他会来道歉,说自己脾气不好。我很喜欢他的直率,也从不计较他的脾气。”雷垣中学毕业后学的是音乐和数学,后来又成了傅雷长子傅聪学习钢琴的启蒙老师。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人们都说,傅雷孤高桀骜,难以交往。但从他与雷垣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盼望的是心灵上的真正相倾相契,谁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得到他的信赖。傅雷也并非是一味自赏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对知心者,他从不原谅自己的缺点。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沪上名校汇学中西

胡敦复是胡氏族中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两个颇为著名的弟弟,大弟弟叫胡明复,191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人以攻读数学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博士,而中国第二位数学博士获得者姜立夫,则比胡明复晚了两年。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1931年,徐汇公学呈请转为私立中学。长达80年的悠久校史、体系完整的先进设备、斐然可观的学生成绩、严格的管理体制已经使徐汇公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具备成为沪上名校的资格。当年上海市教育局对其进行审查,在综合评语中写有“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在上海乃至江南的近代教育史上堪称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另一个弟弟叫胡刚复,191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胡敦复与胡明复相差5岁,与胡刚复相差6岁,胡氏三兄弟在中华民国时期非常有名,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曾被誉为“胡氏三杰”,胡氏一门3博士,而且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和科学家。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徐汇公学先后聚集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名师大家,以中西语言教授学生。徐汇中学是沪上最早教授法语的学校,也是学习法语最有名的地方,堪称翘楚。立案之后,中学的法语教学更趋于系统化。高中部教授法语的全部为法国神父,初中则由中国教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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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本年开始留法四年。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回味时人眼中的徐汇

“胡氏三兄弟”与母亲在一起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早些年,在徐汇公学求学的外地学子张克方在《我求学的经过》里描写第一次乘电车看到的徐汇:“校舍为四层楼房,高纵云海。每日上下课,有电铃报告,中间为大礼堂,内有玻璃阅报橱一,廿四史一部,钢琴风琴各一……二层有理化室,内有各种物理化学的试验器械。自修室,卧室及课堂,均甚清洁整齐,操场三四,另有大者以为大运动之用。校舍后还有沐浴室,学生得轮流沐浴,殊合卫生之道。总之,学校的一切,我在他校从没见过的。”

胡敦复在11岁之前,主要在老家与两个弟弟接受父亲胡壹修和叔叔胡雨人的启蒙教育,这两个父辈也是对胡敦复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胡壹修和胡雨人兄弟俩情深意笃、志同道合,即会“聚财”,也会“散财”,能把“聚财”和“散财”这两点都做到极致的人,那绝对是大家的气魄和风范,一方面经营工商业,聚敛钱财,一方面报答桑梓,架桥铺路,兴办学校、图书馆,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因此胡氏兄弟在无锡人气极旺,是深受民众爱戴的地方士绅。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另有时人在当年的《徐汇校闻》记录了自己在徐汇每天的生活:“徐汇的生活,是有纪律的,同时也是快乐的,是军事式的,同时也是家庭化的“早晨六下,打起身钟,急速梳洗后,到自修室,外边的人,尚在呼呼作响好好做梦,‘徐汇’已经在发出铉诵之声了”

胡敦复曾经撰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纵观先严生平,急公好义,乐善不倦,而自奉至俭,自视淡然。------其待人接物也,如冬日之日,有吾先祖之遗风。其为人谋也,无问远近亲疏,一尽忠恕之道。其致力公务也,夙兴夜寐,念兹在兹,所谓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者。其设计经营一切事业也,以至少之财力,收至大之效果。虽力所不及者,亦能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可以这样说,在教育胡敦复在如何做人上,父亲的影响大一些,而在做学问上,叔叔的影响则更深一些。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译法国paul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那年那时那些事

胡雨人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国之后,与兄长胡壹修在家乡共同创办了“胡氏公立蒙学堂”,1909年,胡雨人应聘赴京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教务长。1913年,胡雨人又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10月译George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1854年(清咸丰四年)3月1日,法国水师提督拉盖尔与军长等来校参观。午饭后学生诵法文颂词表示欢迎,颇极一时之盛。数日后,提督请学生参观他的舰船,并设茶点款待学生。

1897年10月,胡敦复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外院(即小学)学习,这所新式学堂由盛宣怀于1896年在上海徐家汇创办。南洋公学是中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制的学校,胡敦复入学时,南洋公学成立尚不足一年,当时学校只设外院。

⊙1932年,傅雷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结婚,朱把一切献给了丈夫和孩子。按照他们的朋友杨绛女士的评价,朱梅馥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妇”,还是傅雷的“秘书”。

1871年(清同治十年),马相伯自南京返徐家汇,出任徐汇公学校长,为徐汇公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人校长。

1898年春,胡敦复又进入中院(即中学)学习,1901年,胡敦复从南洋公学中院毕业时,正值南洋公学新设置的经济特班招生,胡敦复随即参加了这次考试,被录取在经济特班学习,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此时正应聘在经济特班担任总教习,胡敦复有幸成为蔡元培的弟子。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9月母亲病故。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1920年11月12日至14日,徐汇公学举行70周年盛大纪念庆典。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亲笔题“名媲汤南”横匾相赠,以示祝贺。

蔡元培介绍胡敦复等24名比较优秀的学生,跟随传教士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当时马相伯的家就居住在南洋公学附近,胡敦复等人就到马相伯家里学习,马相伯有一颗仁爱和博大之心,对这24位学生非常赏识,悉心进行教育和培养,不但教拉丁文,而且还教法文和数学,马相伯曾这样回忆这段教学生活:“我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数学吧,我教他们加减乘除,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原理,使他们从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数的作用,并且教他们用代数的方法演算数学。”这些学生最终成为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最早的一批学生,而1903年2月27日正式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学。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译paul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1922年3月11日,法国名将霞飞(JosephJacquesCésaireJoffre)来访,徐汇师生在新校舍前的柏油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胡敦复是非常幸运的,在其青少年时期就遇到了胡雨人、蔡元培、马相伯这三位教育大家,在三位教育大师的教育和熏陶之下,对胡敦复的学业及人生历程,以及在开创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上都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8年5月26日下午,徐汇中学校足球队与英伦海军伦敦号舰足球队在大操场举行友谊赛,结果徐汇队以8:的悬殊比分大破英伦海军队。1

1903年至1905年,17岁的胡敦复曾经南下广州,在广州一所学堂任教,有关胡敦复这两年的教书情况,由于缺少史料记述,我们可以在此存疑?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为何只身远走他乡教书,想必是有所投奔于谁?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9年1月2日,为迎新年,高中部同学在朱神父带领下初试烹饪,以年糕“宴”招待留校同学。

1905年秋,胡敦复从广州返回上海,进入马相伯刚刚创办不久的复旦公学学习,1905年5月27日创办的复旦公学,是马相伯为恢复震旦学院而创办的,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民办官助的高等学校。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1953年6月15日,徐汇中学召开大会,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戴白韬亲临讲话,宣布学校由国家接办,改为公立,“上海市徐汇中学”。名为

胡敦复在复旦公学学习时,时值两江总督托忒克-端方在江南选派赴美留学生,胡敦复和大妹胡彬夏经过考试和遴选,都被派往美国留学,胡敦复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数学。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饱含上海文化的底蕴,走过160年的徐汇中学,必将继续历久而弥新。

原计划这批留美学生是遴选20人,但由于资金匮乏等原因,最终只派出了11名男生和4名女生,而这4名女留学生就包括了宋庆龄、胡彬夏、王季茞和曹芳芸,这15名学生是继留美幼童归国之后,中国清政府首次公派的留美学生。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1907年9月,在温秉忠、倪桂姝夫妇监护之下,这15名留美生乘“满洲里”号邮轮由上海赴美求学,倪桂姝是宋庆龄的二姨,而二姨夫温秉忠则是清朝的二品大员,他们将年仅14岁的宋庆龄和10岁的宋美龄带到美国留学。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早在1904年10月,托忒克-端方就曾在自己上奏朝廷《选派学生出洋折》中建议:“多派学生出洋不能网罗英俊,宏济艰难。早有一日之经营,即早收一分之效验,断不可置为缓图。”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早有神童之称的胡敦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如鱼得水,由于其基础知识扎实,学习方法得当,仅用了两年的时间,胡敦复就学完了规定课程的学分,1909年6月,胡敦复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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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由三联书店出版。

胡敦复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7月重译《高老头》。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1909年1月,美国政府决定用“庚子赔款”中的部分退还款项作为培养中国留学生的经费,1909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游美学务处,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并拟创办清华学堂。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1909年7月,胡敦复应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之邀请,放弃了自己在美国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应聘回到北京,在刚刚成立的北京游美学务处主管教务,负责游美学务处的考试、遴选和派遣留美预备生的工作。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全书出齐。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从1909年8月至1911年6月,胡敦复在游美学务处共主持了三批180名留美预备生的选拔考试和遴选派遣工作,这三批留美预备生的选拔,充分展示了胡敦复伯乐相马、慧眼识才的选人才能,梅贻琦、秉志、胡刚复、王琎、竺可桢、胡适、赵元任、胡明复、过探先、姜立夫、梅光迪等都是这180名留美生中的佼佼者,胡敦复还曾参与第二批留美生的护送,带领这批留美生,由上海乘邮轮抵达美国。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1911年1月,清政府批准成立清华学堂,由周自齐出任清华学堂监督(校长),胡敦复为清华学堂第一任教务长,由于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的经费和管理受制于美国公使馆,美方处处掣肘和刁难,在教学上不合美国人的心意,美国公使馆便会横加干涉,而在薪资待遇上,美国教员和中国教员更是相差悬殊,中国教员心理极度不平衡,心怀怨气,身为教务长的胡敦复对此也是十分愤懑和不满,以致辞去其在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的所有职务。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译法国Camille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1911年秋天,胡敦复辞职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应恩师马相伯之邀,到复旦公学担任教务长,他一面主持复旦公学的教务,一面积极筹划建立“大同”。1912年12月,复旦公学因故发生学潮,胡敦复借机辞去在复旦公学的教职。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未发表)。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1912年3月19日,立达学社同仁捐款并向社会募捐,以228枚银元作为开办费,在上海南市肇周路南阳里租房,正式创办大同学院,设置预科和普通科,作为立达学社同仁讲学励志之场所,以“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作为办学宗旨,立达学社的社长胡敦复出任第一任院长,首批招录学生91人。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为了大同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立达学社同仁将一年的薪水全部捐出,以支持学校办学初期的艰难,立达学社成员节衣缩食,住斗室,穿敝衣,吃粗羹,一切都是为了“大同”的建设和发展。大同学院的创立,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所学校,既无政府的扶持,也没有社会财团的支持,完全是凭借着十几位教书先生的爱国忧民的赤诚之心创办的,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全书于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筹建大同学院自己的校舍,胡敦复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在上海南车站路北首购地9亩,自建独立的校舍,先后建起三座楼,第一座楼取名“进取楼”,第二座楼为“自考”楼,而第三座楼则是“自试”楼,每一座楼的名字都有一定的含义。1914年1月,大同学院迁入南车站路401号自建校舍,从此有了自己独立的校址,此时的在校学生计有126人。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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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大同大学校舍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胡敦复精诚团结立达学社同仁,确保教学质量,以此扩大学校的规模和影响力,先后建起英文和数理专修班,又开设大学文科、理科及商科,鉴于“大同学院”10年的迅猛崛起,1922年9月,大同学院被政府注册立案,校名改为大同大学,学校性质为私立,在校学生560多人,学校有了长足的发展,大同大学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成就,很快就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而胡敦复也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办,得益于留学日本、欧美之归国人员,这批最早的留学生,将其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学,全部照搬到国内的教育界,有些学校甚至使用国外原版教材,尽管可以与国外的高校接轨,缩小与国外教育的差距,但能够接受者,毕竟只是少数,不利于普及新式教育。胡敦复和立达学社同仁以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谋中国学术之自立,大同学院的教师都积极参与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这也是“大同”的特色之一,在全国引领新式教育教材的风向。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大同学院成立不久,胡敦复就身体力行,与夫人华桂馨合编初中用数学教科书,二十年代,胡敦复又与吴在渊合编初中用《算术》一册,《几何》二册,高中用的《几何学》,三十年代,胡敦复又与荣方舟合编《平面几何学》和《立体几何学》。

⊙1966年,在经历了抄家和批斗的凌辱后,傅雷夫妇在卧室自缢身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而胡敦复独立编写的《新中学几何学》,甚至还被教育部审定为高级中学用教科书。1935年,他和范会国、顾澄合译的《积分方程式之导引》一书,被商务印书馆列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丛书”之一,四十年代,胡敦复编写的《英文宝库》第一至第五册,被教育部审定为中国初中教科书,还为多部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作序或校订,胡敦复所作的这些工作,为中国早期的中学教材建设起到了引领和奠基的作用。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1925年1月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解除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职务,任命胡敦复为国立东南大学校长,胡敦复确实是一个最佳人选,但却因故并未到任履职,这一年的8月29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又发布任命书,由胡敦复担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以接替因“八.一三惨案”而被免职的杨荫榆,巧合的是,杨荫榆和胡敦复都是无锡人氏,只是杨荫榆比胡敦复年长两岁。

1927年秋,胡敦复还曾应聘担任北洋大学理学院院长一职,但由于南北往来交通不便,胡敦复很快就辞去了他在北洋大学的教职。

1928年,胡敦复在阔别美国20年之后,再一次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鉴于胡敦复在兴办和普及现代教育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康奈尔大学决定授予胡敦复荣誉博士学位。

1928年,大同大学开始创办附中,在其后10年中,又分设附中一院(初中部)和二院(高中部)。大同大学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和发展,从1928年起,已经成为中国有影响力的第一流私立大学,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以及9个系,还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全校占地90余亩,在校学生8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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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学校徽

1928年初,立达学社决定,立达学社社长和大同大学校长不得互相兼任,遂由曹惠群担任大同大学校长,立达学社社长则由朱香晚担任。立达学社自创建以来,除了初创时期的11人之外,几十年来,能够申请并被立达学社接纳的人数并不多,仅有十几位,立达学社成员中,仅胡氏族人就占了四分之一,由此可见,无锡胡氏家族对兴学的传承和热衷,非常值得后人的敬仰与缅怀。

1930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科学学院,曾是胡敦复的学生,时任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特聘请自己的老师胡敦复担任数学系主任,胡敦复到交通大学履职时,数学系刚刚开始招收本科生,数学系也只有他一个教授,但胡敦复很快就开出了一系列数学专业课程,在胡敦复这一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交通大学数学系在短时间内就颇具规模,并在全国各大学数学系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胡敦复在微积分领域颇有研究和造诣,是微积分领域的权威,也是当时交大的“五大教授”之一,胡敦复在交通大学的任职,一直持续到1945年。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部聘教授办法》,实行“部聘教授”制度,以奖励在大学任教授10年以上,并且教学成就卓著者,胡敦复是获得30位“部聘教授”中的一个,这一殊荣在当时被业界誉为“教授中的教授”,这也是国家对胡敦复教学成绩的充分肯定。

胡敦复是中国数学界杰出的组织者,他在繁忙的学校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之外,热心参与中国数学学术组织的活动,尤其是参与中国数学名词的勘核和审定工作,这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协助中国最早获得数学博士的胡明复和姜立夫,共同完成了这项浩瀚的基础性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胡敦复是在替自己的弟弟胡明复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中国数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胡明复,于1927年在无锡游泳时溺水而亡,非常令人惋惜,也是中国现代数学领域里的一大损失。

由胡敦复亲自主持审定,并由国立编译馆组织编写数学名词,最终确定中英数学译名共3426条,这些数学名词是中国数学家经过几十年的酝酿、实践、修改的结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天。

1935年7月25日,中国数学会在国立交通大学上海本部图书馆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会议者有33人,数学会成立时设有董事会、理事会和评议会,其主要成员有:胡敦复、冯祖荀、周美权、姜立夫、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江泽涵、钱宝宗、傅种孙等著名数学家,创办了学术期刊《中国数学会学报》及普及性刊物《数学杂志》,胡敦复当选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主席,由此可见胡敦复在中国数学界的领导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之后,大同大学校园就被战火毁于一旦,全校师生也因无经济实力迁至大后方,胡敦复也不得已留守上海,与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开始第二次艰苦创业,1941年秋至1945年夏,胡敦复受命于危难之时,再一次出任大同大学校长,重建大同大学,在学校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下,在全校师生员工的下,大同大学又重新获得了“新生”,及至1946年,大同大学大学部在校生就已达2700余人,中学部学生发展到2500余人。

胡敦复对“大同”创建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始终把“大同”放在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对其精心呵护和培育,他曾两度出任“大同”校长达20年之久,不但自己倾其全力,还动员无锡胡氏家族学业有成者加盟和服务“大同”,共同谋划中国的教育事业。

大同大学是一所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高等学府,立达学社的同仁,大多出自江南世家、诗礼之族,秉承先祖遗训,极力倡导和实践教育,以图国家富强,这些人都有游学海外的经历,深得西方办学之精髓,将中国的士大夫办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教育完美结合起来,所创办的“大同”,格局与气象非同一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颇具影响力和美誉度,其办学经验和成就,足可以标榜史册。

1945年11月,胡敦复辞去大同校长职务,校董事会推举胡敦复之弟胡刚复担任大同大学校长,时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的胡刚复,一方面忙碌于浙江大学的复校工作,一方面又要筹划大同大学的行政事务,作为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把一些主要精力用于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上,必然对科学研究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1949年4月,已年过花甲之年的胡敦复应在台湾工作的长子之邀前往台湾休养,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祖国大陆,而是移居美国西雅图定居。

1950年至1961年,胡敦复在华盛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62年退休时已经76岁高龄了,1978年12月1日,胡敦复在西雅图逝世,被家人安葬在西雅图华兴利长青公墓,享年92岁。

晚年的胡敦复,还曾力图在台湾和美国复兴和传承大同大学,可惜廉颇老矣,已经力不从心,但这始终是他心中的一个心结,他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坐在轮椅上,依靠回忆“大同”的往昔,来打发寂寞和孤独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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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学40年校庆

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大同大学被裁撤,商学院被并入上海财经学院,理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工学院的一些系科,分别被并入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和华东工学院,而文学院则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一代私立名校从此在中国大学序列中彻底消失,也渐渐地被历史的岁月封存,彻底消失在国人的视野和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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